【内容提要】2004年，西北大学征集到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这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惟一一件有关遣唐使的实物资料。本文指出，井真成来唐的时间当是733年而非717年;其在唐身份不是一般的长期留学生，而是具有专门技能的人才，即请益生；其所获赠官也与其专长有关。
　　【关键词】井真成 日本遣唐使 请益生 尚衣奉御

　　2004年10月，西北大学宣布征集到日本遣唐使[1]“井真成”的墓志一合。志盖为覆斗状（图一），青石质，边长37厘米，题为“赠尚衣奉御府君墓志之铭”；墓志为汉白玉质，呈正方形（图二），边长39.5厘米，厚7厘米。墓志全文为：

    

 图一  志盖

    

   

图二墓志

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并序：

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故能

〖衔〗命远邦，驰骋上国。蹈礼乐，袭衣冠，束带

〖立〗朝，难与俦矣！岂图强学不倦，闻道未终，

〖雪〗遇移舟，隙逢奔驷。以开元廿二年正月

囗日，乃终于官弟（第），春秋卅六。皇上

囗伤，追崇有典。诏赠尚衣奉御，葬令官

〖给〗。即以其年二月四日，窆于万年县浐水

〖东〗原，礼也。呜呼！素车晓引，丹旐行衰。嗟远

〖逝〗兮颓暮日，指穷郊兮悲夜台。其辞曰：

囗乃天常，哀兹远方。形既埋于异土，魂庶

归于故乡！”[2]

　　这方墓志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部分记述墓主日本遣唐使成员井真成天资聪慧，循蹈礼乐，因而得受日本朝廷之命出使大唐；然而“闻道未终”，于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日本天平六年）一月某日突然去世。另一部分记述唐朝廷对他的安葬礼遇，获玄宗赠官尚衣奉御。
　　发现墓志的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引起学界的关注，虽然志文比较简略，但墓志是中国首次发现有关日本遣唐使的实物资料，为我们了解和研究遣唐使及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提供了新的、鲜活的信息，值得积极评价。
　　井真成墓志发现以来，中日双方分别或共同召开了多次研讨会，迄今为止已有多篇研究文章发表[3]，研究者分别从金石学、历史学、书法学、文学等多重视角，对墓志进行释读，围绕井真成这一名字的来源、家族渊源、所属遣唐使团出发的时间、在唐身份与经历、埋葬地点、志石上留下空白的原因，以及墓志的价值等问题，作了翔实的讨论。讨论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一些方面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意见，但仍然有一些基本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井真成入唐时间和身份，就是其中之一。
　　根据井真成死亡时间判断，他只能是随717年第9次或733年第10次遣唐使入唐的。目前，多数研究者推测井真成是在19岁时，以留学生身份随717年遣唐使团入唐，在唐（太学或四门）长时间停留问学，并且在完成学业后被擢升为官吏，因天资聪颖、业绩突出而受到玄宗的欣赏，在长安期间突遇变故，英年早逝，玄宗为之感伤，因此赠以“尚衣奉御”。
　　本文认为，井真成入唐朝时间是733年而非717年，其身份并非长期留学生，而是入唐前就已经是在某一领域具有相当造诣的专家，即请益生，且在遣唐使团兼任官员，其所得赠官也与其专长以及出使的使命相关。以下结合中日两国文献史料作一考述。

一、井真成的入唐时间

　　归纳起来，主张井真成717年入唐的主要依据是，其一，墓志的内容显示井真成在唐朝留学了相当长时间，根据井真成去世时的年龄，他应当是717年19岁时随第八次（或称第九次）遣唐使入唐的；而如果井真成从日本出发时就已经35岁，年龄偏大。[4]其二，根据墓志内容可以推测，井真成去世前可能已经是唐朝的中下级官僚，并且被寄予厚望的青年俊彦；其经历与名留史册的阿倍仲麻吕极为近似，本来有可能成为又一个阿倍仲麻吕。[5]从日本方面看。文献所见，随717年遣唐使团到唐朝的留学人员中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大和长冈和僧玄昉等人。其中，阿倍仲麻吕后来成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在中国文献中，阿倍仲麻吕被称为“仲满”，《旧唐书·日本传》载[6]：

　　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天宝十二年，又遣使贡。上元中，擢衡为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

在阿倍仲麻吕之次，有吉备真备、玄昉，他们随735年（日本天平七年）遣唐使归国，归国后在各自的领域颇有建树，且史上留名。关于吉备真备，据《续日本纪》（日本天皇敕撰史书“六国史”之一，40卷，编年体，成书于797年，记697~797年间奈良时代的基本史事）卷三十三光仁天皇宝龟六年（775年）十月壬戌[7]：

　　前右大臣正二位勋二等吉备朝臣真备薨。右卫士少尉下道朝臣国胜之子也。灵龟二年，年廿二，从使入唐，留学受业，研览经史。该涉众艺。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唯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巳。

至于玄昉，见《续日本纪》卷十六圣武天皇天平十八年（746年）六月己亥条：

　　僧玄昉死。玄昉俗姓阿刀氏，灵龟二年入唐学问。唐天子尊昉，准三品令着紫袈裟。天平七年随大使多治比真人广成还归。赉经论五千余卷及诸佛像来。皇朝亦施紫袈裟着之。尊为僧正，安置内道场。自是之后，荣宠日盛。

在吉备真备和玄昉又次，同期赴唐的请益生大和长冈（时年28岁），虽然没有以上三人业绩显著，但是史籍有征。《续日本纪》卷三十称德天皇神护景云三年（769年）十月癸亥：

　　少好刑名之学，兼能属文。灵龟二年，入唐请益。凝滞之处，多有发明。当时言法令者，就长冈而质之。

另见《续日本纪》延历十年（791年）三月丙寅：

　　故右大臣从二位吉备朝臣真备、大和国造正四位下大和宿祢长冈等，删定律令廿四条，辨轻重之舛错，矫首尾之差违。至是下诏，始行用之。

可见，吉备真备和大和长冈也对日本律令制度的完善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717年的遣唐使中，各色留学生（僧）可谓英才荟萃。论者多以墓志中对井真成的才学的称道为依据，对其在唐生涯予以高度评价，更有研究者愿意把井真成比做第二个阿倍仲麻吕。若井真成果真于717年入唐，则到其去世时，在唐已17年，其时间不可谓不长。若以阿倍仲麻吕、藤原清河等人的在唐活动情况为参照，井真成也应当已经是一定级别的官员，而这样的情况，日本朝廷不会得不到任何信息。
　　日本第10次遣唐使团在开元二十一年八月到达苏州。[8]使节团一行至迟十月或十一月即可进入长安。而井真成就在此次使团滞留期间突然去世。若井真成留唐朝求学、为官17年，闻达于玄宗，在即将衣锦还乡之时突然去世，无疑这是一个突发事件。我们知道，日本的遣唐使非常重视留学生的情况。[9]这样一个突发事件，在中国或日本史书中未著一丝痕迹，也不能不使人对井真成在唐17年经历的真实性产生疑问。
　　从唐朝方面看。按唐制，国子监下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和书学六学，[10]求学者依门第选择学校。太学，必须是五品以上的贵族子弟才有资格。阿倍仲麻吕之父，官居正五位上，因此入唐后得以在太学修业。六、七品官的子弟只能选择四门学。吉备真备虽然回国后以学者著称，但在唐朝却没有资格进入太学，只能接受四门助教的教授。墓志对井真成在唐受业情况没有任何记载，许多日本学者推定井真成是在四门学，或太学修业；推测他很可能与阿倍仲麻吕有着相似的仕途。果真如此，井真成的确是堪与阿倍仲麻吕并肩的杰出人物，又有如此多的人脉瓜葛，他也应当在日本或中国的史书有所交代；至少，在墓志中当有所反映。
　　墓志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歌颂墓主的生平业绩，若非庶民，其任官经历便不可或缺。石见清裕推定起草井真成墓志文的是秘书省著作局的官员，[11]即便著作局的官员不甚了解井真成入唐前包括作为留学生时的经历，但若井真成的确在唐17年，后入朝为官，且受到玄宗礼遇，则官方当不会遗漏这些并不难获得的信息，况且，此时还有与井真成同时入唐的阿倍仲麻吕在朝为官且受皇帝恩宠。尽管墓志文的起草者未必是阿倍仲麻吕，但是若有必要，阿倍仲麻吕是完全有条件提供一些基本的信息的。
　　另外，《唐六典》卷二十一“主簿”下载：“凡六学生有不率师教者，则举而免之。其频三年下第，九年在学，及律生六年无成者，亦如之。”据此，学生在学最长年限为9年，9年之后就应当在朝为官或被免掉。井真成显然不应属于后者。然而若井真成在唐17年，则到他去世时，在朝为官当至少有7年，墓志中完全没有交代，同样是不正常的。
　　再回到墓志文本身。墓志文记井真成“岂图强学不倦，闻道未终”而突然去世，皇帝感伤于此，“诏赠尚衣奉御”。“尚衣奉御”为“六尚”之一，从五品上，专门负责“供天子衣服”。据研究，“六尚”之官只授予两类人，一类是皇亲国戚、亲信或功臣名臣之后，一类就是拥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英才。[12]若井真成在唐已17年仍然学无所成，玄宗当不会感伤于他的英年早逝，更不会追任以“尚衣奉御”的赠官。“岂图强学不倦，闻道未终”一句透露出的信息，不是对他已经在唐朝学习多年，恰恰是他刚刚到达唐朝，欲一展鸿鹄之志，发愤攻读问学，却壮志未酬的惋惜之意。所谓“才称天纵，故能（衔）命远邦，驰骋上国。蹈礼乐，袭衣冠，束带（立）朝，难与俦矣！”等文句，虽然说未能脱去墓志铭文套句的痕迹，但仍然散发出唐人对这个从“君子之国”初来唐朝的出色人才的新鲜印象。

二、井真成在遣唐使团的身份

    （一）井真成在遣唐使团的身份

　　墓志文记述井真成“（衔）命远邦，驰骋上”，说明他是作为遣唐使团成员来到唐朝的；又记他“岂图强学不倦，闻道未终”，说明他来唐朝是为“闻道”，即追求学问，则井真成在唐的基本身份应当是求学者；而墓志所见唐朝对于他的安葬和礼遇，又说明他在遣唐使团中当绝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其地位当高于普通学生。
　　遣唐使时代，日本派往唐朝学习先进文化的学生和僧侣，因其学习一般学术和钻研佛教之领域的不同，分别被泛称为“留学生”或“留学僧”；又因身份与场合的不同，还细分为多种不同的称呼，如“留学”、[13]“请益”、[14]“求法”、[15]、学问、[16]、还学，[17]以及“游学”[18]等，来指称日本人在海外留学，而担当这些学习任务的人，就被称作留学生（僧）、请益生（僧）、求法僧、游学僧以及还学生（僧）等。
　　留学生、学问僧等，更多地用来指称要长期留学的年轻学生，如阿倍仲麻吕（18岁入唐）、吉备真备（22岁入唐）[19]等。通常他们至少要等到下一次遣唐使船来到唐朝，即随下一次使船才能回国，从时间上看，一般需要20年左右。[20]而请益生、请益僧（还学僧），则是用来指称那些在本国日本时已经是某一领域颇有造诣的僧俗人士，僧侣如圆仁、最澄，俗人如大和长冈[21]、菅原梶成等[22]。因此，所谓请益，是已经受过教但还要进一步请教的意思，就是在日本已经学完明经、纪传等专门学科的学生，或是跟师僧已经学好一些经论的僧侣，他们往往是带着若干个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俗籍多称“难义” [23]或“疑义”、僧籍称“未决” [24]）入唐，有所针对地寻访名师，解决好问题即归国，属于短期逗留，[25]通常都是随某一次遣唐使往返，因此，又被称为还学，即去而复回的意思。[26]请益僧如圆仁，圆仁是随838年成行的承和五年遣唐使即“最后的遣唐使”入唐，当时已经是日本天台宗的一位高僧了，他是带着延历寺未决的疑问三十条，拟请唐朝高僧予以决释。圆仁本应随当次使节团同船回国，但他以使命未达，独自脱身留在唐土。请益生如菅原梶成，菅原梶成在日本时已有很高的医术，朝廷以其“明达医经”，令其入唐“请问疑义”。菅原梶成与圆仁等同期入唐，随使节团归国。[27]
　　上述诸种称谓之间有些可以互换，如留学生、留学僧基本上可以和学生、学问僧互换；请益僧有时也称作求法僧和还学僧[28]。但是在留学生（僧）和请益生（僧）之间，还是有着鲜明的区别，不曾换用的，这一点，在日本律令细则法典《延喜式》（天皇敕纂。全50卷，成书于927年，967年实施）、《续日本后纪》（天皇敕撰正史“六国史”之一。成书于869年，编年体，记833-850年间仁明天皇一代史事）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中都有明确体现。《延喜式》卷三十“大藏省式”之“入诸蕃使”条[29]：

　　入唐大使，絁六十疋、绵一百五十屯、布一百五十端。副使，絁卌疋。绵一百屯、布一百端。判官，各絁十疋。绵六十屯。布卌端。录事，各絁六疋、绵卌屯、布廿端。知乗船事、译語、請益生、主神、医師、阴阳師、画師，各絁五疋、绵卌屯、布十六端。史生、射手、船師、音声長、新罗、奄美等译語、卜部、留学生、学问僧、傔从，各絁四疋、绵廿屯、布十三端。杂使、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船匠、柂师，各絁二疋、绵十二屯、布四端。留学生、学问僧，各絁卌疋、绵一百屯、布八十端。还学僧，絁廿疋、绵六十屯、布卌端。

《续日本后纪》卷八承和六年三月丁酉条[30]：

　　遣唐三个舶所分配。知乘船事从七位上伴宿祢有仁。暦请益从六位下刀岐直雄贞。暦留学生少初位下佐伯直安道。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开成三年十月三日[31]：

　　晚头，请益、留学（指圆仁和圆载——本文作者识）两僧往平桥馆，为大使、判官等入京作别相谘。

由前引《延喜式》“入唐大使”条可知，请益生的位置远在留学生、学问僧之前，地位仅次于录事、知乘船事和译语，居于使节团官员行列中。[32]墓志记井真成“终于官第”，也间接证明了他同时作为使节团官员这一事实。[33]838年的遣唐使团中，历请益生刀岐直雄贞（从六位下）的位阶甚至高于知乘船事上伴有仁（从七位）；而同为学习暦法的留学生佐伯直安道，当时仅仅是少初位下。[34]这也说明请益生在使节团中地位不同于留学生。请益生既然入唐前就已经具备相当资历，拥有较高的地位，则他们入唐时的年龄，就不可能象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那样的留学生们到唐朝时20岁上下，应该更年长些。
　　从可考史料看，请益生（僧）入唐时的年龄，由29岁（大和长冈）[35]到36岁（最澄）[36]至44岁（圆仁）[37]不等。菅原梶成虽入唐时年龄不详，但入唐前就已经“业练医术，最解处疗”，“明达医经”，且是受到朝廷特别指派等情况，说明他也不可能只有二十几岁。
　　普通的长期留学生原则上要在唐滞留20甚至30年，而井真成入唐时即已35岁，若再学习即便是20年，返回日本时已经55岁，以这样的年龄发挥在唐修得的学问用于日本的律令制国家建设，显然是不合情理。既然不是普通的留学生，那么他的身份就应当是请益生。这一点我们从请益生所应具备的内外条件看，都与井真成墓志所记述的情况相符。井真成既是作为请益生入唐，则他35岁的年龄不但没有任何不自然，相反更加合乎情理。因为是请益生，则井真成来唐朝前就已经是个有某一方面专长的特殊人才，那么他死后受到唐朝的礼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关于赠官“尚衣奉御”

　　井真成至迟在开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到达长安，翌年正月某日死亡，二月四日下葬，朝廷赠官从五品上“尚衣奉御”。[38]对于此赠官，迄今为止，学界讨论集中在为什么玄宗要赠此官给井真成这一点上。研究者倾向认为，尚衣奉御掌“供天子衣服”事，有机会接近皇帝；玄宗能把这一官职赠给井真成，说明井真成在世时当与玄宗有某种特殊关系，获得了玄宗的特别赏识；而这样一种亲密关系的形成，必赖井真成长期停留唐朝期间的努力与出色表现。以至给人留下仿佛非如此则赠官一事便解释不通的印象。
　　从追赠官位的角度来研究、揭示唐朝对于跨越大海冒死而来的日本国使的礼遇，这种努力无疑是很值得肯定的。不过，对于赠官的理由，或许也可换一个角度，多角度观察研究，对于揭开井真成墓志中的多个迷团，更加接近于该墓志的客观状况，无疑也是有益，而且相信也是必要的。
　　赠官，是朝廷对官员的一种恩典，即授予已故官员或现职官员已故直系亲属的荣誉职衔，始于晋代，历代沿之而制度或有不同。就唐代而论，赠官的授予原则尚不清楚，但受赠者生前的品阶、职务（职事官）可以据以确定或影响赠官的品阶与官名，其附带的特权又以某种形式传之后代子孙，则是可以肯定的。[39]据《册府元龟》外臣部所载唐朝对客死唐土的外国使人或纳质宿卫等追赠官位的一些记录，[40]获得赠官的外蕃人，大体有三类，一类是蕃国王，如哥邻国王、突厥可汗，[41]一类是一国之世子或国王之近亲，如渤海大都利行、新罗王从弟金相、奚之质子李如越、南昭王弟凑罗栋等；[42]第三类为身份不明确者，但所得赠官如新罗使为太仆卿、突厥延陁磨览为中郎将。[43]另外，据《故九姓突厥李中郎墓志》，[44]九姓突厥契毖渠帅（部族长）之子“李中郎”（李姓，官中郎将，正四品下）获得唐朝赠官右领军大将军（正三品）。[45]
　　由上述诸例可知，其一，井真成身后受赠并非特例；其二，唐朝对外蕃使节团官员赠官似乎在制度上有迹可寻，尽管还不很清晰。井真成在日本时的官位品阶不清楚，但如从其它品阶明确的请益生，如838年遣唐使中历请益生刀岐直雄贞从六位下的例子推测，[46]井真成当也不出该品级左右。果如此，则以其从六位获赠尚衣奉御而升至从五品上，[47]也只是符合了赠官规律，并无更特别之处。
　　据唐史学者黄正建统计，在唐朝任职于“尚衣奉御”的官员约计26人。[48]如果对这26人相关资料作进一步排比分类，又可知“尚衣奉御”大体出自皇帝的外戚、功臣或名臣之子、前朝皇帝之子嗣，以及具有专门技术或技能者，如著名的设计大师阎立德[49]、儒学者白志善[50]等等。井真成显然不属于前三种情况。但是对于“尚衣奉御”这一赠官，许多学者试图强调获得赠官的人生前与玄宗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前文提到，赠官只是一种恩典，并非实职，因此作为赠官的“尚衣奉御”与作为实职的尚衣奉御在与皇帝的关系上不一定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也可能唐朝对于死于唐的各国遣唐使团官员一级或是特殊人才都有赠官，只是由于相关史料的欠缺，人们难以见得其全貌，故而才有如此的联想和猜测也未可知。
　　立足于这样一个认识，从其它角度与侧面考察这次赠官，就显得很有必要了。于是我们注意到，第四种情况与“请益生”的身份特征之间有着密切关联，因为担当请益生的人首先就必须是某一领域或部门的专家。实际上前引“请益”类史料已经有所提示：大和长冈以“刑名之学”著称；春苑玉成是阴阳请益；刀岐直雄贞长于历学（法）；菅原梶成则“业练医术”，以医学专家身份入唐请益。另外，在838年遣唐使成员中，还可见“别请益生”伴须贺雄[51]及“真言请益”圆行的存在。小野胜年认为“别请益生”就是“特别的请益生”即“具有特殊技术的研究员”。[52]值得注意的是，伴须贺雄的另一个身份是使节团中的准判官，[53]丹墀高主的另一个身份是准录事。[54]前引菅原梶成同时还是遣唐知乘船事；[55]准判官良岑长松可能同时是以善琴的别请益加入遣唐使团中。[56]以上诸“别请益”，本职是遣唐使官员，有时（根据情况）发挥其特长，他们也带着需要解答的“难义”，到达唐朝之后他们的角色转换为请益生。
　　考虑到这样一些情况，“尚衣奉御”之官名应当和井真成本人的专长有所关联，例如负责或参与负责律令制国家建设中舆服制度的整饬与完善等。日本古代律令制国家最成熟的基本法典《养老律令》编纂于718年，757年正式实施。井真成所在的733年遣唐使团正是在此期间，故此次遣使的目的之一当与充实与校正法典内容有关。我们注意到日本律令制完善过程中“衣服令”的变迁情况，《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删除了关于天皇礼服的规定，仍然采用前代以来固有的参加神事所用的白色礼服（帛衣）；但是天平四年（732年）元日朝贺时，“天皇始服冕服”。[57]对此，大津透指出，天皇礼服引进中国式冕服是从天平四年开始的，在以后的整个奈良时代（指古代日本以奈良为都城的时代，701—784年），唐风化不断推进。[58]天皇始着冕服，与733年遣唐使派遣在时间顺序上是相继的，或可理解为，此次派遣请益生，就有为进一步学习或研究中国皇帝冕服制度在各种礼仪活动中的实际情况等目的，而井真成就是担当此任的专门人才。
　　据日本古代基本法《养老律令》“职员令”三十七“缝部司”条[59]：“正一人，掌裁缝衣服事，佑一人，令史一人，缝部四人，使部六人，直丁一人，缝女部。”又据“职员令”八“缝殿寮”条：“头一人，掌女王及内外命妇、宫人名帐、考课及裁缝衣服纂组事，助一人，允一人（后略）。”[60]据“官位令”十二，“缝部正”，正六位；“缝殿助”，从六位；缝殿允，从七位。[61]
　　我们知道，日本朝廷议定派出遣唐使时，对使节团成员的遴选原则是“随业择人”，[62]，人选可来自中央官僚机构，也可来自地方官衙学府，但涉及朝廷舆服制度的职务，则应非京城官员莫属。因此，井真成很可能就是担当上述诸官中的某一职务。
　　根据以上情况进一步推测，唐朝授予“尚衣奉御”，当然与他本人才华横溢的素质有关，但就这个具体的赠官名，更多地应是参考了墓主生前的职业特长（专门知识与技能）的结果。
　　唐朝对客死唐土的外国来使有明确的规定，《唐六典》卷十八、“鸿胪寺典客署”条载：“若身亡，使主、副及第三等已上官，闻奏。其丧事所须，所司量给。欲还蕃者，则给辇，递至境。首领第四等已下，不奏闻，但差车牛，送至墓所。”
　　其中，“三品以上准第三等，四品、五品准第四等，六品以下准第五等。其无官品者，大酋渠首领准第四等，小酋渠首领准第五等。”据此，井真成这样的级别的官员去世的消息，一般情况下未必会上报皇帝，其葬礼也是按唐朝对外蕃来朝人员的惯例进行，包括撰写墓志文等。
　　因此，墓志所载皇帝赠官给井真成，存在两种可能，其一，墓志文虽然提到皇帝对其哀悯，但实际上赠官的名称，可能只是负责此项工作的官员按照赠官原则与常规确定下来的，墓志中提出皇帝如何如何，不过是粉饰之辞，而并非玄宗本人亲力为之。第二种可能，就是井真成因某一重大突发事件而死，其事之大惊动了玄宗，玄宗伤感之余，亲自下诏赠官。
　　本文只是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了提出我的见解的讨论。关于墓志本身以及墓志文相关的史事，不明确和存疑之处应该说还很多，这有赖其他相关实物资料的发现，和今后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马一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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