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卖官也与前朝一样，事实上可区分为制度性卖官和官员私下卖官两类，今分别予以简单介绍和论述。

一、进纳授官

　　一、进纳授官的起源和卖价：宋朝建国後，为了革除唐五代以来军阀割据的弊政，大力崇尚文官政治。在官场中以进士等科举出身为荣，谓之“有出身”，其它入仕者为“无出身”。[1]马端临说：“宋兴以来，所重者独进士，若纳粟授官，止赎刑而已，于民政无预也。”[2]林駉《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5说：

　　“国朝诸科并建，数路得人，无非奉若天道。至于鬻爵虽间举行，皆为权宜之制，故入粟六百石与补上造之请，非备边不许也。出粟五千馀石，赐第班行之请，非补之则不许也。或以赈水旱，或以备籴本，无非为权宜之制。诚以鬻爵之法，虽所以济人事之不及，非所以体天道之至公。故随举随罢，终不以为经久之策。淳熙（宋孝宗）之君曰：‘理财有道，均节出入足矣，安用轻官爵，以益货财。’则其不得已之意为可知矣。元祐之臣曰：‘纳粟不如资荫，资荫不如进士。’则其轻重之意从可知矣。”

宋朝设置卖官制度，虽有进纳授官、[3]进纳补官、[4]进纳出身、[5]进纳买官、[6]进纳官、[7]进纳官人、[8]进纳出身人、[9]进纳人、[10]进纳、[11]纳粟、[12]纳粟补官、[13]纳粟授官、[14]纳粟得官、[15]入赀补官、[16]纳赀授官、[17]献助补官、[18]献纳补官[19]等各种名称，含义稍有差异，实际上则是一回事，只作为“权宜之制”。
　　《宋史》卷158《选举志》说：“太祖设官分职，多袭五代之制，稍损益之。凡入仕，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五等。”可知当时尚没有把进纳作为一种入仕门径。另据《宋会要》职官55之29，宋朝最初施行制度性卖官，是始于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正月：

　　“诸州军经水潦处，许有物力户及职员等，情愿自将斛斗充助官中赈贷，当与等第恩泽酬奖。一千石赐爵一级，二千石与本州助教，三千石与本州文学，四千石试大理评事、三班借职，五千石与出身、（三班）奉职，七千石与别驾，不签书本州公事，一万石与殿直、太祝。”[20]

此处的“有物力户”较易解释，即是富民，“职员”估计即是“衙前职员”之简称，是指富民当衙前者。[21]其它如三班借职、三班奉职、殿直属低等武官，而助教、文学、大理评事、别驾、太祝属低等文官。“与出身”则是特授科举出身，等同于对科举末等者的恩赐，而非正式及第者。据後引的记载看来，应是科举的科目之一的同学究出身。
　　此後的进纳授官也大致授低官。如《宋会要》职官55之30－32载宋真宗景德时，规定在沿边送纳军储的“酬奖”，列表如下：

　　可知北宋前期至中期的卖官仍分文、武两类，文官中的主簿、县尉到大理寺丞都属寄禄官，而非实职差遣。其中官位最高的文官大理寺丞和武官东头、西头供奉官，只相当于元丰改制後的从八品宣德郎（宣教郎）和从义郎、秉义郎。
　　除了粮食之外，卖官尚有多种钱财和方式。如宋仁宗康定时，韩琦建议，“听富民自雇人夫修筑”庆、鄜、泾三州城，“三万工与〔太庙〕斋郎，五万工与试监簿或同学究出身，七万工与簿、尉，八万工〔与借职，十万工〕与奉职”。这是以雇工修城费用的“工”为计量单位，进行卖官的特例。[22]
　　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规定在河北、京东、京西和开封府：

　　“许诸色人进纳秆草，等第与恩泽。杂秆〔草〕每束湿重五十斤。一万五千束与本州助教，二万束与司马，二万五千束与长史，三万束与别驾，四万束与太庙斋郎，四万五千束与试衔、同学究出身，五万束与（主）簿、（县）尉、（三班）借职，六万束与（三班）奉职。
　　秆草每束湿重一十五斤。二万束与摄助教，三万束与州助教，四万束与司马，五万束与长史，六万束与别驾，七万五千束与太庙斋郎，八万五千束与试衔、同学究出身，九万五千束与（主）簿、（县）尉、（三班）借职。”[23]

这是进纳饲草的实例。“试衔”即“试衔官”。[24]如宋神宗时，“剡人黄庸世以赀雄里中，纳粟，得试将作监主簿”。[25]胡宿《文恭集》卷18就保留了两份制词，一为“进纳梢草空名助教制”，二为“在京进纳斛斗，楚州等第户房旺可将仕郎、守本州助教制”。当时的将仕郎属文散官，而非元丰改制後之寄禄官。
　　北宋末年，金军兵临开封城下，无能的宋廷企图奉献金银，而求金人退兵。城中“收簇大金犒赏金银”，“有广福坊李隶，已纳金六百七十四两，银一万四千七百四两九钱，葛关金六百两，银三千五百七两”。宋钦宗“御寳批李隶与成忠郎，葛关与保义郎。凡此同日数百户，以劝来者”。[26]这是进纳金银卖官的实例。然而增加了数百名进纳人，却仍无补于皇朝的灭亡。南宋初，又规定“四川进纳人依例，每铁钱二文，折铜钱一文，每铁钱一贯，折川钱引一道”，[27]依铜、铁钱与纸币钱引的比值入赀。
　　北宋末到南宋初，因财政异常拮据，又先後规定并降低了进纳货币的卖官价，当时由于在元丰改官制之後，故官名与北宋前期、中期有异。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的定价如下：

       宋高宗绍兴末，有“右奉直大夫叶灼男右迪功郎叶均，献钱一万二千贯，循右文林郎”。[29]奉直大夫已是正六品的文官，当时用“右”字代表非进士出身，其子叶均可能是荫补出身的迪功郎，献钱数与上引表中相合，而超升四阶，为右文林郎。另有“将仕郎戴公度献助军钱万缗，诏以为右从事郎”，[30]超升三阶。已故名将杨政“妻崇国夫人南氏献助钱引十五万道，二子杨厦、杨庥特补成忠郎”。[31]这是入赀四川纸币钱引，而补武官。此类都是官员入赀後升官的实例。
　　与进纳关系颇大者是和籴。宋朝的两税收入完全不足以保证庞大的军粮供应，需要另外和籴粮草。和籴粮草使用的籴本，最初是使用钱币、茶、盐、麻布、香药、象牙、犀角之类，後来财政愈来愈困难，于是官告、度牒之类也充籴本。如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出空名试将作监，不理选限敕告，助教敕各十五，赐夔州路转运司，募人入钱米于南川县等以给边”。[32]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诏赐监主簿、斋郎、州助教告身补牒，共为钱十五万缗，付广南东路转运司市粮草”。[33]又“诏赐坊场钱五万缗，监主簿告、斋郎牒、州助教敕总三十三，为钱五万缗”，付京东西路“籴军粮”。[34]此类告、牒、敕的价格都在一千贯以上。南宋初，户部规定“湖南籴米一十万石”，其“籴本四十四万贯”中包括“助教敕三万二千贯，迪功郎告四万八千贯”。[35]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降迪功郎告身于浙西诸州博籴，毎道四千缗，亦不作进纳，与理为官户，仍理选限”。[36]
　　向民间摊派和籴负担，已不可能是完全让民间自愿买官。早在宋仁宗对西夏战事中，欧阳修就说：“至于鬻官入粟，下无应者，改法〔榷〕货，而商旅不行。”[37]宋神宗初，范纯仁上奏说：“荆湖北路监司令民进纳授官，有人户家财不能满数者，须令三、四户同共进纳。内只一户受官，受官者既使它人助钱，太为侥幸。同纳者无名被敛，徒抱怨嗟。”[38]
　　南宋初，财政窘急，不仅卖官，也卖实职差遣。宰相范宗尹“令使臣笔贴定价，出卖差遣”。[39]他给小武官使臣辈出定价，让他们在参加铨选，分配实职时购买差遣，以增加财政收入。“州县劝诱鬻爵，不问贫富，一例科配，劝诱不行，亦不申禀”。[40]殿中侍御史石公揆上奏建议：“州县卖官告，除大姓全户承买外，如纠定众户，凑数请买之人，虽已均敷，若未送纳，并截日住罢。”[41]时称右相张浚“出卖官诰，重困江、浙”，规定“每州劝诱及三十万缗以上，知、通、县令、当职官各减二年磨勘，及二十万缗，减半推赏”。“明知其为抑配，而以所得之多寡，赏以减半。如无锡县令刘寛剥民最甚，遂得除倅永州”。[42]故低级文官杨炜上书参知政事李光说：“频年以来，换度牒，鬻官爵，出卖户帖，豫借和买，头会箕敛，衰世掊克之法，畧已尽行，剥肤椎髓，无所不至，膏血无馀，不知何从出乎？”[43]
　　绍兴末宋金再战，洪适上奏说：“戎车旣动，支费倍増，赋入有限，生财极难。纳粟入官旨挥，今巳半年，县邑至有计苗一石，敛钱一千，以资贴上户者。”[44]强迫上户买官，而又以“计苗一石，敛钱一千”的方式，由其它人户“资贴”买官的上户。宋孝宗时，王师愈说，“无见钱以为籴本，或给官告、度牒”，“令州县变转现钱，不免强敷之于民”。[45]如何“强敷之于民”的详情，已不得而知，但强制卖官，无疑在民间造成颇大的骚扰。
　　宋宁宗嘉定十一年（公元1218年），“抚州岁起米纲，守臣移易水脚之费，抑进纳富民部餫”。[46]强制进纳人运输米纲。南宋晚期，纸币楮券严重贬值，如“进纳迪功郎十七界（东南会子）十万贯”。[47]文天祥在中举的《御试策》中说：“自献助叠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呜呼！东南民力竭矣！”[48]当时强迫“豪家巨室”“献助”，也对他们为害甚烈。
　　南宋末年，贾似道推行公田法，向浙西富豪买田。由于官府根本无力支付钱财，故“买数少者，则全支楮券，稍多则银、券各半，又多则副以度牒，至多则加以登仕（郎）、将仕（郎）、校尉、承信（郎）、承节（郎）、安人、孺人告身。准直以登仕三千楮，将仕千楮，许赴漕试。校尉万楮，承信万五千，承节二万，则理为进纳。安人四千，孺人二千，此则几于白没矣”。[49]如安人和孺人的外命妇封号也予以出售，倒是一项新发明。这与和籴时将官位向民间强制出售，如出一辙。

       二、进纳人的阶级成份和进纳法：宋代能出钱买官者一般是“豪猾兼并之徒，屠酤市贩之辈”。[50]进纳人按其阶级成份，无非是乡村户中的地主、坊郭户中的富商等。
　　刘攽《江南田家》诗讽刺说：“不如逐商贾，游闲事车航。朝廷虽多贤，正许赀为郎。”[51]如“宿州临涣县柳子镇市户进纳斛斗人朱亿”属镇坊郭富户，因“能输积，以助有司”，“赒恤阻饥”，其弟朱傑“褒赐一官”，为“本州助教”。[52]在北宋一些金石题名中有“市户、守本州助教成公济、陈士敏”，“市户、承信郎杨名”。[53]他们无疑都是进纳人。又如《夷坚支癸》卷6《尹大将仕》说：“秀州广平桥尹大郎将仕，其家本微，致力治生，虽无田庄，而浮财颇裕。”他没有田产，大约是单纯由商人进纳入仕，而得将仕郎。从宋孝宗到宋宁宗时的记录看，进纳人或是参加科举考试的“进士”，也有官员纳粟而升官。[54]
　　在强调科举出身的时代，就士大夫辈看来，“鬻爵多财，士类所不齿”，[55]对进纳人采取各种限制和裁抑的规定，是理所当然的。故欧阳修说：

　　“窃以募民入粟，鬻以官爵，盖是国家权宜不得巳之事。苟遇军须阙乏，不欲科率人民，权许兼并之家进纳，诱以官爵，盖备一时缓急之用。”[56]

　　宋仁宗庆历时，李觏致范仲淹信中说：

　　“且时卖官，虽大理评事，无虑一万缗耳。假如此寺只费十万缗，亦当十员京官矣。彼十员京官以常例任使，数年之後，便当临民，以为万户县尹，则十万家之祸，又以为十万户郡守，则百万家之祸矣。若辍一寺之费，而不卖十员京官，是免百万家之祸。”[57]

    苏轼说：

　　“入赀而仕者，皆得补郡县之吏，彼知其终不得迁，亦将逞其一时之欲，无所不至。”[58]

　　上官均说：

　　“豪右之家以赀授官，其才品庸下，素不知义。又外台、郡守奖荐之所不及，彼固分甘自处于卑贱之地，岂复有奋励之意。”[59]

针对进纳授官者作为官场特殊群体，宋朝还专门制订了“进纳法”。[60]其用意无非是尽量压低他们的地位，减削他们的特权，并加以各种限制。历代还对进纳法作了不少修订和补充。
　　宋代的官户自然是与民户身份有重大差别，官户“谓品官，其亡殁者有荫同”，“诸称品官之家者，谓品官父、祖、子、孙及同居者”。[61]但对“进纳买官”者而论，却大大提高了官户的门槛，“系有正法，惟因军功、捕盗，或选人换授，至升朝官，方许作官户”。[62]升朝官即朝官，在元丰改制後，须至正八品文官通直郎和武官修武郎以上，方能算是官户。故杜纯说：“入赀得承务郎以上，犹不为官户，葢嫌其逃赋役，困平民也。”[63]从九品的承务郎是文臣京官的最低一阶，即使当了京官仍不算是官户。南宋初规定：“入赀授官通及二万贯以上人，方许作官户免役。”[64]宋孝宗乾道时又作条法修订：“诸进纳授官人特旨与理为官户者，依元得旨，若已身亡，子孙并同编户。”[65]
　　宋朝历代对进纳人作了许多专门的限制性规定。宋真宗时已规定，对进纳人“州县官不许接坐，止令庭参”。[66]“诏富民得试衔官者，不得与州县官属、使臣接见，如曽应举及衣冠之族不在此限”。[67]此处的“富民得试衔官者”无非是进纳人。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诏吏部流内铨，缘边州军地临两界处，自今毋得注进纳人”。[68]翌年又“诏吏部流内铨，进纳授官人举县令者，须及五考，有所部升朝官三人同奏举，乃听施行”。[69]这是对他们任官地区和充任县令所作的限制。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又诏“应纳粟授官人不除司理、司法参军洎上州判官。资考深，无过犯，方注主簿、县尉。如循资入县令、录事参军者，铨司依格注拟，止令临监物务”。[70]嘉祐时，“诏凡入赀为郎，至升朝者，户役皆免之，京官不得免衙前，自馀免其身而止。若入官後，増置田产直五千万以上者，复役如初，佣代者听之”。沿用到南宋的《进纳条令》规定：“官至升朝，听免色役，仍不免科配。”[71]包拯曾为进纳人与皇亲议婚而上奏：

　　“臣窃闻旧开矾铺进纳授官人李绶男与故申王宫承俊为亲，将就婚卺。中外传闻，莫不骇愕。检会御史台编敕节文，应皇属议亲，并令具门阀次第，委宗正寺官审覆，须的是衣冠之後，非阘冗庸贱之伍，富商大贾之门。差渉不实，会赦不原其罪，仍仰抨弹之官常加采听。又太常礼院敕，大宗正司奏，不是工商伎术之家，听许为亲。其李绶男正碍条制。”[72]

到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又对婚姻有作一步规定：“宗室缌麻以上亲，委主婚者择三代中有二代非诸司出职及进纳、伎术、工商、杂类、恶逆之家子孙，方许嫁娶。”宋哲宗时又重复此规定。[73]这是在与宗室女子通婚方面，所作的岐视性规定。
　　宋神宗时，“诏进纳出身人，有旨落‘进纳’字者，不以官户例减役钱”。[74]即使在名义上改换了进纳出身，仍不得与其他官户那样，减除一半役钱。至晚在熙宁时，“进纳授试衔，入下州判、司，中、下县簿、尉；授太庙斋郎，入中州判、司，中县簿、尉”。“进纳出身三任七考，曾省试下第二任五考，入下州令、录，仍差监当”。[75]但前引宋仁宗庆历七年进纳秆草的规定，试衔的地位是高于太庙斋郎，而此处则是低于太庙斋郎。史称“元丰进纳官法，多所裁抑。应入令、录及因赏得职官，止与监当，该磨勘者换授降等使臣，仍不免科率”。[76]这是在升迁和差遣上有严格限制，判、司、簿、尉、令、录等都属文官选人，“该磨勘者换授”武官“降等使臣”，只能任低等的管理税收等杂务的监当官，并且不得免除科率，即科配的杂税。当时还规定“进纳人只比流外人例，除佐官致仕”，[77]流外是指吏升为官者。
　　南宋初，宋高宗“诏进纳授官人毋得注令、录”，又诏：“今後应纳粟别作名目补官人，不得注亲民、刑法官。见在任人罢任，到（吏）部别作注授，仍不注司理、司法（参军）”，又重申北宋的差遣限制。[78]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又规定“应纳赀授官，武臣至大夫日，遇郊方许封赠”。[79]
　　南宋初，李纲在一份公文中说：“窃见都督行府札子，颁降官告，劝诱上户进纳。文臣自宣敎郎至迪功郎，武臣自修武郎至承信郎，价直各有等差，计钱六十一万贯。内宣敎郎六万贯，迪功郎一万贯，其馀升降，各以万五千贯为率。契勘自来进纳文臣，止于判、司、薄、尉，遇有功改官，即转入右列。盖所以清流品，重名器也。今以京、朝官许之进纳，恐失本意。”[80]此处所谓“进纳文臣，止于判、司、薄、尉”，是沿用元丰改制前的官名，包括军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户参军，主簿，县尉。相当于元丰改制後的迪功郎。前引宋真宗时的卖官规定，当时最高可以出售大理寺丞，高于“薄、尉”十一阶，已经属京官之列，又按前引宋仁宗庆历时李觏所说，出售大理评事，也属京官。但後来为了“清流品，重名器”，不再出售京官，而将卖官限制在文官判、司、薄、尉，即迪功郎一阶，再要转官，就升入“右列”，即改为武官。李纲之说实际上沿用了前述宋神宗时的规定。
　　陈傅良说，按规定，“进纳人至从义郎止”。所谓“止”，是指“止法”。“止法尤为严密”，[81]进纳人官至从八品的武官从义郎，一般情况下就不得升迁，但在特殊情况下，还是可以继续升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4《进纳授官人升改名田之制》记录了南宋时对进纳人升官等限制性的规定如下：

　　“凡进纳授官人升改名田之制，历任六考，有举主四员，与移注。历任十考，有改官举主七员，与磨勘。即因获盗应循从事郎以上者，具奏，降等与使臣。其因军功、捕盗，得改官酬奨。如不愿换使臣，比类循资，至承直郎止。郎（即）因军功、捕盗而转至升朝，非军功、捕盗而转至大夫者，听免差科，科配如官户。”

此处所说的从八品承直郎是文官，属低等文官选人的最高一阶，也属进纳人的“止法”。“即因获盗应循从事郎以上者，具奏，降等与使臣”，文官从事郎属选人第四等，使臣是十阶小武官的通称。从事郎再要升官，即改为武官。这与前引李纲之说大致相合，说明进纳人一般不得升京官。然而“因军功、捕盗”等特殊情况，仍可突破止法，继续升迁至京官和朝官。“历任六考，有举主四员”，与《宋史》卷169《职官志》“举县令”所载相同，可知至晚是熙宁时即是如此。
　　《燕翼诒谋录》卷5说：“纳粟补官，始以拯饥，後以募民实粟于边。自王安石开边，国用不足，而致粟于边颇艰，应募者寡。元祐二年八月，诏进纳人许其改官，历四任十考，増举主二员，职司二，常员五，自此人乐于应募。此法虽明，未闻有改秩者。或谓中兴以後，有一人官至太守，忘其姓名。”“职司”是指需要有转运使之类作举主奏举，而“常员”一般是指某机构的常设定额官员，但在奏举中是作为有别于职司的“常员举主”。[82]此说与前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之说的考数和举主有所出入，其实是反映了北宋熙丰之制、元祐之制与南宋之制三者的差异，宋代在理论上还是对官员一年一次考课。关于荐举，按照规定：“诸进纳出身人系承直郎以下，成四考者，许荐举。”[83]这又是荐举方面的限制。荐举对升迁当然有其重要性，这在後面还要涉及。此外，“诸进纳人犯罪，已经追毁补授文书者，不在收叙之列”。[84]意味着对其犯罪後的叙复也有所限制。
　　宋理宗端平时成书的《朝野类要》卷3《进纳》说：

　“有因纳粟赈粜及助边者，有只纳粟，则得不理选限文资者，俗谓之买官。此不可以就试出身也。”

文字虽短，却不易理解。所谓“不理选限文资”，乃是指进纳人到吏部侍郎左选参与铨选委任没有期限，其实是不得参与铨选委任。[85]“不可以就试出身”，似指当时已取消了北宋前期至中期进纳“与出身”的旧制，但不应理解为进纳人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宋哲宗绍圣时，“置汴纲”，即汴河纲运，“在部进纳官铨试不中者，注押上供粮斛，不用衙前土人军将”。[86]南宋时记载说：“铨法，进纳人年二十五以上试中，方许注阙。”[87]说明对进纳人还是有正常的铨试制度。南宋中期的韩元吉《措置武臣关升札子》说：

　　“武臣则惟有关升亲民（官）一节，其法颇异。故武举、军班、武艺、特奏名出身人止用两任四年。馀人皆用两任六年，虽有考第之差，而无举主之限。惟进纳人用七考，有监司、知州、通判三员奏举，始得亲民。”[88]

这表明当时已改变了宋高宗时进纳人不得出任亲民官的禁令，但他们如果出任亲民官，也比武举、军班、武艺、特奏名等其它出身的官员麻烦。
　　一般说来，宋朝并不限制进纳人参加科举考试等，但也有个别限制。如宋高宗时，规定博学宏辞科，“除归明、流外、入赀及尝犯赃人外，公卿大夫子弟之俊秀者皆得试”。[89]宋孝宗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规定“进纳补官”者“曾经得解赴省试下，已及十八年”，“许纳补受文字，免解，赴省试”。[90]宋宁宗时，规定科举明法科“禁杂流、入赀人收试”。[91]
　　宋理宗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诏进纳入官犯赃人永不许注授”。[92]这当然是反映了“进纳入官犯赃”者过多的史实。淳祐十一年，又规定“纳粟人虽有考第、举主，并不听辟为（县）令”。[93]从残存的《吏部条法》看来，当时对进纳人的差注、辟举、关升、磨勘等，较前代或有所修改和补充，今分别介绍於下。
　　（一）辟举：《淳祐令》明确规定：“诸进纳出身人，不许举辟（谓奏举、奏辟差遣）。”宋理宗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的圣旨还强调：“进纳人亦当遵守条格，不得妄行辟差，不应受辟而辄行求辟。”[94]这可能是淳祐时的新规定，断绝了进纳人通过辟举而升迁之路。
　　（二）差注：“应三色官，谓流外、进纳、摄官，有举主贰员，听与选阙”。“三色官并无举主人，不得权注”“诸广南远地阙”。“诸职田优厚处，非奏辟及占射差遣人，不许连任。其进纳及曾犯赃罪，若入小处者并不占”。“诸职田中等以上阙，不注曾犯赃罪及前任停替若进纳人”。[95]
　　“诸独员县令阙（簿、尉兼管同），不注犯赃罪、私罪情重，两犯公罪徒，或前任停替并年陆拾以上，若流外、进纳及未成考人”。又引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敕，吏部奏：“司理（参军）窠阙，进纳人在法不许差注。缘有本是进纳，而不以进纳为名，与无出身同者，近年有授予司理差遣不一。今看详欲将不曾发举试下，实是进纳赈济，而不以进纳为名之人，并依条不注司理。”得到批准。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敕又强调了“司理与录参（录事参军）”，“进纳”等“皆不在此选”。[96]“应进纳人，不注县尉差遣”，这比宋宁宗嘉定时，不准“进纳之人”“拟注淮邑尉”，即淮南县尉，[97]又扩大至整个南宋辖区。进纳人“不注盐场、盐仓、支盐关”。排岸司“应注”“进纳出身经任，无赃罪，私罪情重人，不限年甲”。作院“应注”“进纳先亲民，次监当经任人，不限年甲”。巡辖“应注”“进纳经任，识字，年未六十人”。缉捕盗贼“应注”“进纳经任，年未五十人。如无人就，仍差不识字，年未六十人”。指使“应注”“进纳，不拘已未经任，并听注，仍不注赃罪人”。[98]“进纳得官，及不係试中材武人，而辟巡检、知县，须入未满辟通判与帅机”。“进纳、特科人不许辟县尉”。[99]
　　“应进纳人陆考，有职官或县令举主肆员，与移注”。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规定，“吏部措置选人，已注授差遣，委的有依条应避之亲证条”，“其进纳人证恩科、吏职，法不许与人对换”。[100]
　　（三）关升和磨勘：“诸进纳人陆考，有职官或县令举主肆员，与移注。肆任拾考，有改官举主柒员，与磨勘”。[101]“应选人进纳出身，历任拾考，有改官举主柒员，与磨勘，改合入官”。[102]对照前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4《进纳授官人升改名田之制》，可知南宋後期，对举主的要求更为具体。“应进纳人叁任柒考，曾省试〔下〕者两任伍考，与令、录，候参选，照条关升从政郎”。[103]“应进纳使臣（校尉同），监当满柒年，无遗阙，内须历名色伍考，有监司或知、通奏举升陟者，有叁员，年叁拾以上，许到部关升亲民。如侍从所举者，谓当监司员数”。这是对进纳人不得任亲民官有所松动。[104]另一条有所补充，“诸进纳人监当满柒年，无遗阙，有监司、知州、通判通及叁员，同罪奏举升陟者，与亲民。其磨勘自参部後，承信郎肆年，承节郎以上伍年，各经住程幹办叁年以上，有上项官贰员保举，许磨勘，以後即依其馀使臣条例”。[105]“住程”是指在相当时限内任同一差遣，而短期更换差遣者则称“短使”。[106]
　　“诸流外、进纳人获盗，应循从事郎以上奏闻，降等与使臣。诸献纳补官人，因军功、捕盗，得改官酬奖，如不愿换使臣，与比类循〔资〕，至承直郎”。[107]“诸进纳出身人磨勘，至从义郎止”。[108]
　　“诸省试下举人，因进纳授官，於元补文书内不坐进纳名目者，举、改官职官、县令，即依进纳例”。[109]
　　“进纳出身人，初该磨勘，合理陆年，住程到任叁年，举主贰员”。“进武校尉初该磨勘，除进纳出身人合理陆年，住程叁年，举主贰员，其馀人合理伍年，住程贰年。虽於校尉上理年已满，住程未及，或住程已及，年限未满，自不该磨勘”。[110]
　　“诸荫补、进纳，因锁试并赐出身者，并同有出身，理为磨勘”。[111]这是允许进纳人参加贡举，改变官场出身，“有出身”即是指科举出身。
　　“致仕拟官：从事郎以上，右改合入官，进纳循资；从政郎、修职郎，右改合入官，进纳、流外循资；迪功郎，右改合入官，进纳陆考，流外肆考，及已任上州判、司，并循资，馀守本官致仕”。[112]
　　宋朝并无专门的进纳法传世，但从前引各代的零星记载看来，其中应包括（一）进纳人在何种情况下方才成为官户，（二）对进纳人在升官和实职差遣方面的各种限制，　　　　（三）进纳人在与皇族通婚方面的限制，（四）进纳人不免役钱和科配。按宋朝即使是官户，也仅在自宋神宗到南宋初的数十年内，可酌情减免科配。[113]（五）品官可以减免刑罚，但“进纳、七色补官有犯，以凡人论”。[114]
　　宋徽宗大观时，有人形容进纳人之滥：“非特富商巨贾，皆有入仕之门，但人有数百千轻货，以转易三路，则千缗之入为有馀，人人可以滥纡命服，以齿仕路。遂致此流遍满天下。一州一县，无处无之，已仕者约以千计，见在吏部以待注拟者不下三百人。”人称“方今入仕之门，多流外之员，其冗滥尤在于进纳”。[115]虽然形容进纳人遍天下，但政和时“吏部人数凡四万三千有奇”。[116]另据宋宁宗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的统计，吏部尚书左选京、朝官2，392员，而进纳人仅3员，侍郎左选文臣17，006员，进纳人429员，侍郎右选武臣15，606员，而进纳人508员。[117]宋理宗端平时，“在籍小使臣一万三千九百馀人”，“而又有〔鬻〕爵一涂，已参注者二千一百馀人，来者源源未已，皆注监当，而监当阙皆十二年以上，六、七人共守一阙”。[118]故总的看来，进纳人在官员中所占比例还并不大，但也相当可观了。
　　吕祖谦为郭澄写的墓志铭说：“父良臣，将仕郎。绍兴末军兴，入赀佐县官者赐爵，视任子。将仕以伯清名上，补迪功郎，调隆兴府南昌县主簿，再调台州黄巖县主簿，皆不行。尝请两浙转运司解，亦终不遂。淳熈六年八月十二日以疾卒，年始三十。”[119]郭澄虽然享受了相当于荫补入仕的优惠政策，却仍蹭蹬于仕途，他企图通过科举解试改善自己的待遇，“亦终不遂”。这是进纳人在官场颇受岐视和限制的实例。
　　进纳人自然也力求改善其在官场的地位。宋徽宗时记载，“进纳”等“补官人，往往攀援陈情，改换出身”。[120]《古今考》卷13方回附论谈到宋末的情况，“官不皆真官，鬻爵顶冒”为“官户”。
　　三、卖官之滥和优惠政策：宋朝在大部分时间内都存在财政困难的问题，卖官就势在必行。为了解决财政困难，甚至还须采取优惠政策。
　　宋仁宗时，为应付对西夏的战争，尹洙建议“鬻爵”，但三司使郑戬等上奏反对，说：

　　“为国者礼义不可不立，法度不可不行，风俗不可不纯。今洙所言，是弃三者之益，而困生民之本也。古设民爵，以赏武功，赐耆艾，今则鬻爵，以规货财，其编户产薄者，或子孙骄靡，希一爵因至贫窘，使父母妻子罹冻饥之患，此礼义不立也。先王之域民也，贵贱有差，器服有别，今使下愚之民咸得僣上所为，驱之忘本，欲不穷困，其可得乎？此法度不行也。游惰豪纵之徒，因输财，得僣服，以逾宪防，卒致浇漓之弊，此风俗不纯也。况卖官之令，已出权宜，然行之浸久，今更为烦细，箕敛民财，书揭徼塞，使夷狄有轻中国之心。且先朝赐民爵不过公士、摄助教之名，非有阶品。若三等之上户，皆受爵号，即牙前、弓手、散从官、手力之类，悉出孤贫浮客。又近以真珠折马价，亏民已甚，若更设禁科。则悉为弃物。”[121]

史载宋仁宗接受了郑戬等议，然而在事实上，当时为应付对西夏战争的军费，宋仁宗“借大姓李氏钱二十馀万贯，後与数人京官名目以偿之”。[122]参照前引李纲之说，授予京官，自然是对大姓李氏的特殊优惠。庆历时，鱼周询上奏说：“近元昊背惠……大举即大败，小战辄小奔。徒日费千金，度支不给，卖官鬻爵，淆杂仕流，以铁为钱，隳坏〔圜〕法。”[123]反映当时的“卖官鬻爵”之冗滥。三司使张方平则认为卖官鬻爵，无济于事，他说：“比来鬻官，六千缗者与簿、尉，万缗则殿直，诸监管场务官，准课程以立赏格，收赢至二、三千缗，即以次迁陟，以知卖官、迁官几何员数，可供三路一岁粮草之费，是谓聚畎浍之微，供尾闾之泄也。”[124]
　　宋神宗时记载说：“进纳出身人例除京官，至有经覃恩迁至升朝官者，颇多并兼有力之家，皆免州县色役，及封赠父母，如京官七品，除衙前外，亦免馀色役，尤为侥幸。条例繁杂，无所适从。”[125]反映了进纳人作为“并兼有力之家”，利用“条例繁杂，无所适从”，照样能钻营为升朝官，而谋取私利。
　　范纯粹“尝论卖官之滥，以为国法固许进纳取官，然未尝听其理选。今西北三路许纳三千二百缗买斋郎，四千六百缗买供奉职（东头、西头供奉官），并免试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服勤至于垂死，不沾世恩。其富民猾商，捐钱数千万，则可任三子。切为朝廷惜之。疏上，不听”。[126]
　　宣和时，有臣僚言：“属者东南用兵，募民入金榖，以省转输，补文武官一阶，武臣以‘效用尽心’，文臣以‘上书可采’为出身，并理选依官户法。若遂行之，臣恐弗便。且常岁科配，皆出富室，一旦入粟，遂为官户，终身获免。则是每户得数千缗于须臾，而失数万斛于长久矣。”他要求“特赐改正，并依进纳法施行”。实际上是进纳人，却改为“效用尽心”和“上书可采”出身，“并理选依官户法”。由于“豪民之家耻见‘进纳’二字”，此种变通的优惠政策当然是有利于进纳人，而与科举出身的“士大夫流品混矣。居乡不修而齿仕版，或侵渔百姓，取偿前日之费，则公私皆被其患”。[127]杨汝明“宣和初以上书得官，实纳粟也”。南宋初，官至右奉议郎、知彭泽县，[128]他已经超过止法七阶，为朝官。
　　北宋末年，宋钦宗“圣旨，应縁献纳钱物补官，并贴纳钱物改换新告，不作进纳之人，并合作官户，及理选限，申明行下”。[129]
　　在南宋初十分困窘的时代，建炎时，宋高宗在扬州，“有司不为国家长虑，却顾徒以茍悦一时举人，将入助教人并依下州文学，特理选限，固已不胜其滥矣。绍兴二年，乃复再援此例，益启侥幸”。[130]“入助教人”本是进纳授官，理应如前所述，“不理选限”，如今仅因为他们参加科举，成了“举人”，就改为“特理选限”，即可以参与铨选注官，故遂成“侥幸”。
　　宋高宗在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六月规定：“如纳已七千贯，补承节郎，六千贯补迪功郎，依已降指挥，并不作进纳人，愿缴元授付身贴纳数中，以十分为率，更减一分，亦不作进纳所纳之物。”另一记载则补充了“五千五百〔贯〕承信郎”。[131]绍兴初，由于“近给卖新告，价直髙大，变转不行”。遂“减敦武郎为三万缗，承直郎为万五千缗，其馀以是为差。仍不作进纳，理为官户，免试注官”。[132]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宋高宗“诏博籴补官人不作进纳，仍与免试注官”。[133]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又“诏进纳授官人愿贴纳金、银、钱、米，转行至承直、从义郎者，许径赴户部陈乞，下所属仓库细（纽？）纳，申朝廷给降付身”。[134]允许进纳人加价後，升至从八品文官承直郎和武官从义郎。凡此种种优惠政策，无非是为弥补财政亏空而采取招徕钱财的特殊规定。尽管如此，宋高宗还是依官员应绘（会？）的建议，“博籴授官人依进纳条令，官至升朝，与免色役，其物力家业等第系与民争利，虽至升朝，亦不得免科配”。[135]
　　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宋廷“降迪功郎告身于浙西诸州博籴，毎道四千缗，亦不作进纳，与理为官户，仍理选限”。[136]此处的“理选限”已如前述。
　　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宋廷又颁布了更加优惠的卖官政策：“将大姓已曽买官人于元名目上升转，文臣迪功郎升补承直郎一万五千缗，特改宣教郎七万缗，通直郎九万缗，武臣进义校尉升补修武郎二万二千缗，保义郎已上带閤门祗候三万缗，武翼郎已上带閤门宣赞舍人十万缗，已有官人特赐金带五万缗，并作军功，不作进纳，仍与见阙差遣，日下起支请给。其家并作官户，见当差役、科敷并免。如将来参部注拟、资考、磨勘、改转、荫补之类，一切并依奏补出身条法施行。仍免铨试，金带永远许系”。[137]此规定完全免除了对进纳出身的一切限制，而将此种进纳出身完全等同于荫补出身。此类“许作官户，理为选限，参部注授差遣”，并由地方官府“差权职任”的规定，[138]无疑是特别优惠的。
　　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官员建议：“两浙扑买坊场一千三百三十四处，为净利钱约八十四万缗，今未卖者五百有竒。乞募进纳补官之家投买。”得到宋高宗的批准。[139]进纳人无非是商人豪富，由他们经营官府难以出售酒坊之类，有可能官私两利。
　　针对“比年军兴，以纳粟得官者不谓之纳粟，或以‘上书文理可采’，或作‘献纳助国’，与理选限。原朝廷之意，欲激劝其乐输，使得为官户，而铨曹别无关防之法”，有人议政说：“近年以来，固有得县令，亦有得法司者。此曹素未尝知政务，直以多赀，一旦得官。若遂使之临县议刑，其不称职必矣。既不能称职，必为民物之害。”[140]
　　然而到宋金战争平息後，宋廷又提高了对进纳人的限制，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宋高宗诏：“入赀授官通及二万贯以上人，方许作官户，免役。”[141]
　　绍兴末年，面临宋金再战的形势，宋廷又大规模卖官，并规定“应知县劝谕及二万贯，与减二年磨勘。选人比类施行。如增卖及一万贯，更与减磨勘一年。本州知（州）、通（判）究心劝谕诸县出卖数足，各与减二年磨勘”。[142]当时“下鬻爵令半年，愿就初品文阶者才一人。言者请损其直，以招来之”。故宋高宗“诏进纳授官人并损其直十分之二，与免铨试，仍作‘上书献策’名目，理为官户，永不冲改”。“又诏献纳八千缗以上补官人，并免试”。[143]
　　宋孝宗时，袁说友上奏说：“臣窃见进纳入流官，多是无所知识之人，又皆不曽铨试，只为州县之累。乞降睿旨，权罢进纳。其进纳已未出官人，并要铨试中选讫，方许注授。其已到任者，候满罢日，亦俟铨试中选，方许参部。其已注授而未到任者，亦先赴铨试中选讫，方许到任。若阙到一年，而试未中选者，并以违年法。庶几澄此杂流，以容实材之荐。”[144]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诏罢鬻爵，除歉岁民愿入粟赈饥，有裕于众，听补官，馀皆停。自是进纳、军功不理选限，登仕郎、诸州助教不许出官，止于赎罪及就转运司请解而巳”。[145]
　　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中书、门下省奏：“湖南、江西旱伤，立赏格以劝积粟之家。凡出米赈济，系崇尚义风，不与进纳同。一千石补进义校尉，愿补不理选将仕郎者听。二千石补进武校尉，如系进士，与免文解一次。四千石补承信郎，如系进士，与补上州文学。五千石补承节郎，系进士，补迪功郎。”[146]这是在赈济的名义下继续保持了卖官制度。宋孝宗时算是南宋财政状况最好的时期，故尚有条件取消对进纳的优惠政策。
　　然而到宋宁宗开禧北伐时，又改变了宋孝宗的规定。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下纳粟补官之令”，从“诸州助教五百贯”到“迪功郎、承节郎各一万贯”，共七等，并规定“应进纳及吏职补授碍止法人，令赴封桩库纳钱一万贯”，就可“申三省，出给照札，许於吏部收使，特与转行以後，起理磨勘”，即突破“止法”的限制。[147]“开禧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都省札子”，规定进纳人“所补官资并依奏荫体例，特与免试注官，永不冲改”。[148]“铨法，进纳人年二十五以上试中，方许注阙。开禧用兵，诱豪民助边，许与荫补同，且免试”。从开禧北伐开始，又不得不实行对进纳人的优惠政策。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黄度“奏官自簿、尉而上，为治人而设，直以钱得之，有亏国体。乞遵用孝宗诏书，惟歉岁出粟赈济者，听补官。其铨法并从旧制”。[149]四川吴曦叛乱後，财力困难，陈咸任总领理财，采取了“铸当五钱，榜卖官”等措施。[150]
　　总之，宋朝对进纳人采取各种优惠政策，主要是取决于财政状况。财政困难时，优惠条件只能增加。开禧用兵後，仅有十年休兵时期，从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开始，宋朝先後与金与蒙古进入连绵不断的战争，宋朝的财政困难不断加重，就只能不断加重优惠性和强制性卖官。当年“以军兴，募民纳粟补官”。[151]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为了招徕买官，又规定“如人户愿买武资，即与就部量试墨义，使令出官。如买文资者”，经降格考试，“文理稍通，即与免铨〔试〕出官，更不冲改”。[152]《金华黄先生文集》卷15《远怀亭记》载婺州东阳县一蒋姓的“曽大父迪功府君生于宋季，用入粟佐边，补初品官，而不汲汲於求进，平居澹然无营，惟务择师，勖其子弟於学”。此人买得迪功郎，因蹭蹬於官场，遂“勖其子弟於学”。《宋学士文集》卷75《东阳贞节处士蒋府君墓铭》则补充了曾祖父名蒋天廙，在“宋绍定中，入粟佐边，授迪功郎”。
　　四、人治条件下的进纳人：进纳人在官场中自然是被进士出身者所瞧不起的。《说郛》卷41毕仲询《幕府燕闲录》就记载两个官场中的笑话：

　　“国子博士王某知扶风县，有李生以赀拜官，每见王，辄称‘同院’。王不能平，因而面质曰：‘某自朝士，与君名位不同，而见目同院，何也？’李生徐曰：‘固知王公未知县事时，自是国子博士，谓之国博；某以纳粟授官，亦榖博也。岂非同院乎！’王骂之，大笑。”

　　“故事，边郡入粟授官，以厚价市骏马，犹不如意，每以为恨。常骑，遇市医工李生，滑稽能谑，遮道谓曰：‘君马新市，其价几何？’曰：‘一百五十千。’李生盛称壮健，以为价贱，王怪，问之，李生曰：‘驮得三千石榖，岂非壮健邪？’”

尽管从道理上说，从法律上看，对官场的进纳人颇多限制。然而宋代是个人治社会，进纳人在官场自有各种钻法律空子的钻营之术，加之如前所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财政艰窘，宋廷为了解决一时的窘急，也往往采取优惠政策。此类情况都有利于进纳人改善他们在官场的处境和待遇。
　　宋真宗时，“卢澄者，陈留县大豪也，尝入粟，得曹州助教，殖货射利，侵牟细民，颇结贵要，以是益横”。[153]
　　宋仁宗时，赵抃弹奏枢密副使陈旭（後避宋神宗讳，改名升之），涉及“冀州进纳富民李士安者，京师号为豪右之首，典下中书吏人偷公用银器事发，其银器上有‘中书’字号。士安托旭同居表弟甄昻传达意旨，不行勾追勘断。其甄昻纳士安钱二百贯文，其後更为士安理索私债不少”。[154]
　　宋神宗时，“剡人黄庸世以赀雄里中，纳粟，得试将作监主簿”。“庸有讼事，县累追不至”，县令苏駉“忿出不意，奄至其家，亲捕之。庸妻王急呼其家仆阎师等十数人，躁叫进跃，夺駉肩舆及盖，以石击伤从者，駉仅得免”，[155]无疑是一方的恶霸。
　　宋哲宗时，反变法派刘安世“移梅州安置”，“贬所有土豪缘进纳以入仕者，因持厚赀入京师，以求见（章）惇，犀珠磊落，贿及仆隶。久之，不得见，其人直以能杀公（刘安世）意达之。惇乃见之，不数日，荐上殿，自选人改秩，除本路转运判官”。[156]一个进纳人居然在宰相的保奏下，由低等文官选人而超升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的差遣，准备谋害刘安世。
　　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御史中丞黄履劾奏：“知麟州燕復以纳粟得官，年踰七十，耳目昏暗，郡务废弛，乞下本路体究，果如所闻，即乞罢免。”[157]反映当时的进纳人也可官至沿边的知州。
　　宋高宗时，“王默系进纳成忠郎”，“以资得列武阶，而敢怙势欺诬贫弱，抵冒不忌，理无可矜”，“特降两官”。[158]黄雲翼“丰城人，初名时起，尝举进士不第，後以入赀授官”。“更名上书”，得到宋高宗召见引对。殿中侍御史魏矼“言其本富家子，尝杀人亡命，乃罢之”。魏矼又“力论其素行凶恶，愚弄朝廷”，于是宋高宗“诏押归本贯”。[159]湖州富豪金鼐“财雄东南”，“以赀授官”，交结秦桧，以为他“看阁子为名，专任南亩出纳之责。四为国信所三节人，皆以纳赂得之”。又“尝造海舟”，“其直万缗，舟中百物皆具”，奉献皇帝宠信之医官王继先。“人所不齿”，却官至武义大夫。[160]
　　笔记小说中也有一些进纳人的记载。如《夷坚支甲》卷1《宋中正》说：“魏人王员外以纳粟得州助教，家富而性狠狼戾恣暴，出遇神祠，未尝加敬，或指而詈侮。”《容斋三笔》卷16《多赦长恶》说，“婺州富人卢助教以刻核起家”，显然是进纳人，他“下庄收榖”，被田仆父子四人打死。
　　宋孝宗时，朱熹上奏反映了一个进纳入官的具体事例，“朱县尉典买产业累年，白收花利，不肯批割物力。皆系出产之家抱空代为送纳”。朱熹“寻令人暂唤朱县尉取问，本人倚恃豪强，不伏前来，遂委金华县尉追发。据县尉、迪功郎陆適申，依应追唤朱县尉系极等上户，居屋三百馀间，恃豪势藏隠在家，不伏前来。窃缘本人家仆丛众，全无忌惮”。“照得朱县尉系修职郎朱熙绩，元因进纳补受官资，田亩物力，雄於一郡，结托权贵，凌蔑州县，豪横纵恣，靡所不为”。[161]
　　赵汝愚按劾汀州知州赵汝劼，说他“委任进纳人、司理张珙及清流县丞曾注，使权职官，皆招权纳赂，妄作威福。凡暴虐刻薄之政，二人者实助之然也”。[162]前已交待，进纳人按规定是不得出任司理参军的，但赵汝劼就居然可以设法公然违法任用。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28《申转运司为曾县尉不法豪横事》也叙述了一个进纳人的劣迹：

　　“有纳粟得官，新贑县东尉曾千龄者，本人家幹仆，天姿狡险。自开禧年间，韩元卿为本县知县，千龄知其黩货无厌，贪其势焰可炙，遂以厚赀与之结托，以孤遗侄女与元卿之子结婚。自此通家出入，请求关节。千龄武断乡曲，本自可畏，加以结亲县官，谁敢正视。两乡几都之人，凡有膏腴之田地，富厚之财货，或因致死公事，或因盗贼行劫，必多牵引，使陷其中。然後控取财物，为之救解，或出榜贴占，或假立契书，乡民俯首听命，莫敢与争。文引追逮，全类官府，关锁禁系，无异犴狱。兼并孤遗田产，吞并寺观财物，两、三年间，增置税钱一、二百贯，而流离转徙者不知其几家。蓄养幹仆刘雲卿之徒，为之爪牙，日夜渔猎人家物产。千龄资幹仆之力，幹仆凭千龄之势，而人家物产，不归之千龄，则归之幹仆矣。”

　　官员度正谈及夔州一带的地方政治，“夔峡之间，大山深谷，土地硗确，民居鲜少，事力贫薄，比东、西川十不及一、二，士之仕者率不愿往”。“以是借补之官，不理选限之官，与夫纳粟之官，日夜经营诸司，以求权摄。此辈初非有礼义廉耻之人，有苟禄之心，无进身之望。所在椎肤剥髓，以肥其家，以媚其上，初无批书历子，以拘系其进退。见利则趋，见害则遁，往往挟台府之势，躏籍州县，州县莫敢谁何。此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163]宋宁宗嘉定时，真德秀按劾宁国府司户参军钱象求，说他“以赀入官，人品猥下，而敢为贪墨如此。倘令侥幸漏网，则继此尘点仕路，必将益肆其奸”。[164]
　　南宋晚期，“溧阳县虞一飞以赀得官，输贿权门，请干田事，交兵纵火，多所杀伤”。“虽忝右列，其初元是钱氏奴隶，乃敢恃赀豪横，倚势凭陵，陷王官，虐平民，欺骗公府，杀害叔弟，滔天之恶，虽擢髪不足以数”。[165]虞一飞原先大约是钱氏的幹人，他买得武官。另有“潜彝父子恃其铜臭，假儒衣冠，平时宛转求乞贤士大夫诗文，以文其武断豪强之迹，前後骗人田产，巧取强夺，不可胜计”。他“纳粟为小使臣，辄作潜监酒户，辄用幹人越经内台，可谓小人之无忌惮者矣”。[166]另有“进纳”人薛方叔，任“监酒”，“出入福邸（王府）贵家甚稔”，到处钻营，也果然有所得。[167]另有一澧州石门县“王炎登者，滥名忝宋季士流，鬻爵登仕（郎），著《江南野史》，不录文丞相（天祥），以吕文焕卖降为不得已”。[168]这是一个买官入仕而降元的无耻士人。
　　由此可见，对宋时进纳人的倚势作恶，也不能完全低估。正如魏了翁所说：“由鬻爵进者多贪污。”[169]

二、纳赂卖官之盛

　　宋朝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其中当然也包括人事权。各级官员的任命，小至县以下管辖酒务、盐场之类的所谓监当官，也都由中央委任。宋朝的授官，最高级的少量官员由皇帝委任，其次是中枢机构，包括元丰改制前的中书门下和枢密院，改制後的三省和枢密院委任，时称“堂除”，宰相授官的范围不断扩大。最大多数官员则是由吏部等委任，时称“部注”。[170]宋朝取消了唐朝的兵部委任武官制度，文武官的铨选一律归吏部等机构掌管。在元丰改制前，铨选机构是审官院，後又分东院和西院，分别文武，低等的还有流内铨和三班院。改制後则权归吏部，吏部有四选，即尚书左选、侍郎左选管文官，而尚书右选和侍郎右选管武官。如果从卖官的角度探讨，掌握人事权的官和吏都有可能卖官自肥。然而古代的政治特点正在于人治，私下的卖官就决非仅限于按制度规定而掌握人事权者，一些有权势者，即使不直接掌管人事权，也都可以卖官。此外，从制度上说，宋朝也实行荐举保任制和小范围的辟举制，其操作固然与前朝不同，但也留下了颇大的弄权卖官的空间。
　　宋朝官员的头衔有官、职、差遣、勋、爵、邑等，其中唯有差遣属实职，其他均属虚衔。进纳制度主要是卖虚衔的官，而官员的私下纳赂卖官，最重要的则是出售差遣。

　　一、大臣、宦官等卖官：官场中的行贿受贿，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买官卖官。史料中反映，从宋初到宋哲宗时，大臣等私下卖官之风还是较为收敛。如宋仁宗初，处分宰相丁谓，“籍其家，得四方遗赂，不可胜纪”。[171]“皇祐中，发运使许元颇号任职，而元赂遗权要，倾巧百端，其始也止得同进士出身，既而又为侍御史，在任累年，晚乃得除此职。天下清议，不以为允”。[172]宋哲宗时，有“段继隆卖官事”，[173]有官员李雍“自首同情卖官之罪”，[174]此类虽不是大案，也多少反映了私下卖官的事层出不穷。
　　但从宋徽宗开始，大臣等私下卖官之风就猖獗起来，而不可收拾。蔡京“窃弄威柄，鬻卖官爵，货赂公行，盗用库金，奸赃狼籍”。大宦官童贯“植私党，交通问遗，鬻卖官爵，超躐除授，紊乱常制。有自选调不由荐举而辄改官者，有自行伍不用资格而遽升防（御使）、团（练使）者，有放废田里不用甄收，而擢登侍从者。奸赃小人，争相慕悦，侵渔百姓，盗取官钱，苞苴公行，门户如市，金币寳玉，充牣如山，私家所藏，多于府库”。人称“宣和以来，宦者童贯弄兵，蔡攸并窃枢柄，邉帅大率皆小人，以贿赂用之，军政尽废，非徒士卒骄惰不可用，且零落尽矣”。[175]边帅买官的结果，直接招致北宋的灭亡。
　　取代蔡京的王黼“当国时，公然受贿赂，卖官鬻爵，至有定价，故当时为之语曰：‘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176]另一说为“公然卖官，取赃无厌。京师为之语曰：‘三百贯，直通判；五百索，直秘阁。’其无亷耻如此”。[177]
　　据陈东上书，宦官梁师成在“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春，上皇亲策进士八百馀人，闻其中百馀人皆以献颂上书为名，特赴廷试，率多师成之力。尽是富商豪子，曽进纳及非泛补授官职，士大夫不齿之人，或白身不足应进士举者，闻毎名献钱七、八千缗，师成便为奏请特赴廷试之命。师成所为既众，即又传令张楠等将上。其他权幸遂相效以贾利，师成实启之。每遇赐名唱第之日，师成必在上侧，临时奏请，妄有升降，以乱公道。在廷之士往往解体，国家选举之法为师成坏乱，几至扫地”。[178]甚至号称公道取士的科举，也成了梁师成卖官的领域。此外，如孟昌龄、朱勔父子、李邦彦等人，“凡所请求，皆有定价，故不三、五年，选人有至正郎或员外，带职小使臣至正、副使或入遥郡、横行者”。[179]朱勔“与其子汝贤、汝功各立门户，招权鬻爵，上至侍从，下至省寺，外则监司，以至州县长吏官属，由其父子以进者甚众，货赂公行，其门如市”。[180]
　　文士朱梦说针对当时宦官势力的猖獗，卖官的盛行，上书宋徽宗说：“宦官委任华重，名动四方，营起私第，强夺民产，名园甲第，雄冠京师，卖官鬻爵，货赂公行，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盖位髙而不可仰，势大而不可制，官人以爵，而有司不敢问其贤否，刑人以罪，而有司不敢究其是非。”他又说：“四方之人凑于京师者，纳贿于权门，积玉于势地，皆有定值。昔之卖官，钱入私门者无过是也。伤风败俗，自是而始。陛下曽一念乎？又尝见缙绅之士，竞欲取媚于权门之子，悉与市廛易古器，鬻画图，得一珍异之玩，即盛价而求售，争妍而乞怜。倘合其意，美官要职，指日可得。儒衣儒冠而为候门之偿卖，恬不为耻。历台省者以亲姻而获用，不问资考之浅深，任府寺者以货财而见收，不问人才之贤否，子侄悉居侍从，英俊沉于下僚。”[181]
　　宋钦宗时，监察御史胡舜陟上奏说，“天下奸恶如织，芜秽郡县。吏部充塞，无阙以拟注；版曹空匮，不给于禄廪”。“如近习所引”，“此皆殃民蠧国，败俗妨贤，奸凶取位，赇贿买官”。“或以童稚、奴仆而滥膺，或以商贾、胥徒而货取”。[182]此类情况当然都是宋徽宗遗留下来的败政。
　　南宋初，奸相黄潜善“卖官售宠”，[183]但具体情况不详。其弟黄潜厚也“聚敛苛细，卖官鬻爵”。[184]据《伪齐录》卷上说，民间讽刺当时的卖官说：“斗量珠，便龙图；五千索，直秘阁；二千贯，且通判。”对照前引北宋晚期王黼的卖官记录，卖价又大幅度提高了。因为宋高宗喜养鹁鸽之类，又嗜女色，他“〔宠任〕内官冯御药（冯益）等，〔令〕恣受贿赂。官员受差遣者，往往寻买〔妾并〕鹌鹑、鹁鸽之类，与冯御药等，因奉康王，便得好差遣”。[185]连美女和鹌鹑、鹁鸽之类，也都成为购买“好差遣”之资。
　　戚方是当时一个无恶不作的盗匪，他被迫接受招安後，据《三朝北盟会编》卷140载，戚方向庸将张俊“上兵马簿，有马六百疋，献金玉珍珠不可计。自方到行在，日与中贵人蒲博，不胜，取黒漆如马蹄者，用炭火熁去漆，乃黄金也，以偿博负。毎一博不下数枚，于是方已受正使矣。时人为之语曰：‘要髙官，受招安；欲得富，须胡做。’”他由盗而官，向张俊行贿，保全了性命，向宦官行贿，又官至正七品武官诸司正使，成了当时买官的一个特殊事例。後来，他依赖宦官等的助力，居然官至节度使和都统制。
　　金朝一度归还宋河南之地，南宋“新复州县官吏差遣，皆以贿得，公肆侵渔，取偿百姓”。[186]故渴望回归的大宋百姓，其水深火热的处境，其实也不可能有何改善，反而增加了新的失望。
　　权臣秦桧“喜赃吏，恶廉士”，“贪墨无厌，监司、帅守到阙，例要珍宝，必数万贯，乃得差遣”，这是各路安抚使、转运使之类大员的买差遣价格。“及其赃污不法，为民所讼，桧复力保之。故赃吏恣横，百姓愈困”。[187]
　　宋孝宗时，重用近习和宦官如龙大渊、曾觌、王抃、甘昪等辈，龙大渊死得较早，後三人“相与盘结”，“恃恩专恣，其门如市”，“士大夫无耻者争附之”，“文武要职多出三人之门”。[188]陈俊卿对皇帝说：“曽觌、王抃招权纳赂，荐进人材，而皆以中批行之。外间口语籍籍，恩尽归于此辈，谤独萃于陛下，此非宗社之福也。”[189]所谓“招权纳赂，荐进人材”，即是大量卖官。淳熙时，胡铨上奏：“比年以来，嬖倖私昵之人，姓名籍籍，出入禁闼，诡秘莫穷，纳贿招权，紊乱名器，凡官僚之进迁，则先事而腾播。”[190]宋光宗初年，朱熹又针对宋孝宗时的弊政说：“体统不正，纲纪不立，而左右近习皆得以窃弄威权，卖官鬻狱，使政体日乱，国势日卑，虽有非常之祸，伏于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为虑者。”[191]
　　宋宁宗时，权臣韩侂冑“交通赂遗，奔走四方”。[192]“贿赂公行，仕者朘削民财，以奉权臣，则美官可翘足而待；兵官克剥士卒，以媚权臣，则将帅可计日而取。民力益竭，军政大坏”。[193]
　　他信用老师陈自强，任右相，其心腹、胥吏出身的苏师旦、史达祖等人照理在官场没有地位，也都招权纳贿，大量卖官。陈自强“尤贪鄙。四方致书馈，必题其缄云：‘某物并献。’凡书题无‘并’字，则不开。纵子弟亲戚关通货贿，仕进干请，必谐价而後予”。[194]卫泾上奏揭发说，陈自强“遍移私书，多取空头举削，旋议价直，随其人之贫富与其势之缓急，有増至三千缗而後售者，有先受贿赂而後为之发书者”。陈自强“三子俱非令器，士颐、士履贪秽尤甚，交通关节，专事狎逰。人谓将帅苏师旦卖其大者，而近下军职及升差之类，自强偕二子交互为市。内而职事官，外而监司、郡守，亦以贿得。有求学官者献泥金酒器十具，不厌所欲，则却之以为髙，实怒其薄也”。“有自琼管以七千缗而得广漕者，有自倅贰以六千缗而连得两郡者，有以珠翠饰婢妾而遗其子者，有以五千缗而得潮阳者。其它殆难以遍举，由是金帛充盈，每盈百箧，则谕天府，运以海舶，不知其几”。[195]他得到吴曦的“厚赂”，就“阴赞”韩侂冑，让吴曦出任都统制，“主西师”，终于酿成吴曦的叛乱。[196]
　　苏师旦因开禧北伐失败而下台，“即有三省、枢宻院人吏史逹祖、耿柽、董如壁[197]三名随即用事，贿赂公行”。“陈自强未第时，又尝馆史达祖家，身至宰辅，止以弟行，呼达祖为兄。士大夫茍贱亡耻者干求差遣，必先登达祖之门，有若市井，论量物价，专以金帛之多寡为予夺。传闻四方，有史丞相、耿参政、董枢宻之謡”。[198]
　　韩侂冑之後的另一权臣是史弥远。“当国时，政以贿成，官以赂得”。[199]真德秀说他“黜忠良而进贪刻”，“廉耻道絶，货赂公行，以服食器用为未足，而责之以宝玉珠玑，以寳玉珠玑为不足，而责之以田宅契劵”，[200]甚至将农业社会视为财产根基的“田宅契劵”，也成了买官之资。
　　史弥远死，宋理宗亲政，“在位久，内侍董宋臣、卢允昇为之聚敛以媚之。引荐奔竞之士，交通贿赂，置诸通显”。与董宋臣等相勾结的，是奸相丁大全，为老饕巨贪。後来接替他们的，是权臣贾似道，则更是变本加厉。他当权时，“吏争纳赂求美职，其求为帅阃、监司、郡守者，贡献不可胜计。赵溍辈争献寳玉。陈奕至以兄事似道之玉工陈振民以求进。一时贪风大肆”。[201]《癸辛杂识》别集下《钿屏十事》载：“王橚字茂悦，号会溪。初知〔郴〕州，就除福建市舶。其归也，为螺钿卓面屏风十副，图贾相盛事十项，各系之以赞，以献之。贾大喜，毎燕客，必设于堂焉。行将有要除，而茂悦殂矣。”这十面屏风以“度宗即位”、“南郊庆成”等十件所谓贾似道的“盛事”命名。
　　总之，自宋徽宗以降直至宋亡，大臣、宦官等私下卖官风炽盛，官场中一片乌烟瘴气。

　　二、债帅：如前所述，北宋后期“边帅大率皆小人，以贿赂用之”。[202]但当时尚无“债帅”的名称。南宋时也如唐朝後半期那样，出现了“债帅”名称。宋高宗时，诤臣胡寅就指出，“今诸军则无所不有矣”，“纳贿赂，求官爵者往焉”。[203]宋孝宗不同于养父宋高宗，他还是多少有整军经武，雪复仇耻之心。然而军中的积弊，却又远非是他所能整顿。他即位之初，陈俊卿就上奏说：“比年以来，左右近习稍有以名闻于外者，士夫奔走趋附，将帅纳赂买官，远近相传，道路以目。”[204]他“极言近习弄权，债帅纳贿等弊”，[205]这当然是指宋高宗时的弊政。自从宋高宗与秦桧摈斥韩世忠，杀害岳飞之後，“其任将帅，必选驽才”，[206]将帅们“其志不过聚敛以肥家，其术不过交结以固宠”，[207]贿赂必然是交结的重要手段。
　　朱熹上奏宋孝宗说：“臣闻日者诸将之求进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财。然後以此自结于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贵将得其姓名，即以付之军中，使自什伍以上，节次保明，称其材武，堪任将帅。然後具为奏牍，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见其等级推先，案牍具备，则诚以为公荐而可得人矣，而岂知其谐价输钱，巳若晚唐之债帅哉。”他指出，倖臣王抃、宦官甘昪等“專为诸将交通内侍，纳赂买官，得其指意，风谕军中，等第论荐，以欺陛下，实将帅之牙侩也”。[208]他又说：“今将帅之选，率皆膏粱騃子、厮役凡流，徒以趋走应对为能，苞苴结托为事。物望素轻，既不为军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费已是不赀。以故到军之日，惟务裒敛刻剥，经营贾贩，百种搜罗，以偿债负。债负既足，则又别生希望，愈肆诛求。盖上所以奉权贵，而求升擢，下所以饰子女，而快己私。”[209]杨万里也说：“禁军债以惠军，非不峻也，必禁军债剥割之意，为禁债帅交结之意也。”[210]
　　宋宁宗时，韩侂冑的亲信苏师旦“招权纳贿，其门如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诸帅，皆立定价，多至数十万，少亦不下十万”。等到开禧北伐失败，韩侂胄“不得已，稍从黜责。诸将往往退有後言，谓吾债帅，而责以战将，道路籍籍，传笑境外”。[211]开禧北伐“一旦妄发，以债帅为方、召，以骄兵当犬羊，人人知其必危”。[212]此後，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的宋宁宗诏也不得不承认：“况以奸幸弄权，故相同恶，上下交利，贿赂公行，赃吏债帅，益无忌惮。”[213]
　　然而此後袁燮说：“债帅之弊，其来久矣，至（嘉定）更化而後革。方其选用之初，固无所事，日月寖久，每患失之，苞苴之交结，犹曩时之债帅也。交结犹故，则掊克亦然，上虐其下，下慢其上，虽欲以法齐之，其可得乎？”[214]其子袁甫说，“将帅之臣”“多债帅之风，葢有年矣。托营运之名，行朘削之实，军伍之中怨气满腹，威足以钳其口，而实不足以服其心”。[215]他追怀清廉严明的岳飞，赋诗说：“伤心咄咄权臣事，满眼滔滔债帅流。槌剥到今浑似鬼，向人休说是貔貅。”[216]徐应龙对宋宁宗说：“今军将得以贿迁，专事掊克，未免多怨。”宋宁宗感到惊讶，说：“债帅之风，今犹未除邪？”宰相史弥远“闻而恶之，免侍读”。[217]曹彦约说：“当开禧用兵之初，已知有债帅之弊。用事者闻其名而恶之，痛自洗濯，或拔之于卒伍之中，或起之于闲废之地，举朝相贺，便谓得人。不知幸门未塞，公论未伸，善结托者虽无功而安，不善结托者虽有功而惧，无债帅之名，而实有债帅之费。故诈冒奏功者往往得志，真实用命者纷纷得罪，而诸将之志怠矣。”[218]
　　魏了翁强调军中“贪将债帅，次第椎剥”的严重问题。[219]他认为，自宋理宗即位以来，“内讧外猘”不绝，“债帅、贪吏有以致之，而权臣（史弥远）实囊槖之也”。[220]史弥远当政“二十五、六年间，竭天下之力，仅为淫妾騃子骄侈之资，仅供债帅贪吏渔夺之计”。[221]债帅辈“问遗公行，货赂旁午，或求召对，或觊节钺，或图移鎭，倾囷垂槖，莫非责偿于得请之後。此其溪壑之欲，岂曰仅偿宿负而巳哉”。[222]三衙长官自“嘉定以来之所用，皆以供厮役，征贿赂”。[223]洪咨夔说：“贪相债帅之得志，上下成风，恬不为怪。”[224]
　　债帅是武将买官的一种方式，如韩侂冑、史弥远等权臣又是债帅们的行贿对象和保护伞，故债帅之风必然愈演愈烈。

　　三、人事部门官吏的卖官：宋太祖时，权判吏部流内铨侯陟改任权知扬州，“受赇不法”，但他“素善参知政事卢多逊，自度系狱必穷屈，乃私遣人求哀于多逊”，宋太祖复命他判吏部流内铨。[225]让贪官掌管流内铨的结果，可想而知。侯陟“所注拟”，被王祐多所“驳正”。[226]宋朝用贪官掌管铨选，当然决非侯陟一人。事实上，权臣、宦官等卖官，也必须通过掌管铨选的官和吏。
　　宋时中书门下、吏部等人事部门的吏胥，往往利用职权而卖官。宋太祖时，“堂吏擅中书权，多为奸赃”，雷有邻“击登闻鼓，讼堂後官私事”，而宰相赵普“庇之”。[227]堂吏似应指政事堂（都堂）之吏，其含义比作为最高吏职的堂後官宽泛。[228]因“堂後官多为奸赃”，宋太祖“欲更用士之在令、录、簿、尉选者充之，或不屑就，而所选不及数，乃如旧制”。宋太宗时，“拔选人授京官，为堂吏，自此始”。[229]堂後官的奸赃之一当然是卖官。宋太宗说：“近代诚为乱世，岂有中书布政之地，天下除授，皆出堂後官之手？卖官鬻爵，习以为常，中外官吏，贤愚善恶，无所分别，时政如此，安得不乱也。”[230]可知为从五代到宋初的积弊。
　　宋朝一直存在着堂吏奸赃的问题。宋徽宗建中靖国初，蔡京知开封府，“惟曲奉权幸，堂吏段处约等私卖恩泽”，即卖官，蔡京“不敢推治”。[231]宋朝官与吏尊卑分明，而堂吏虽为吏，其权势却不可小视。“蔡京秉政，阴与（堂後官）交结，更相表里，而纪纲日隳矣”。[232]堂吏与当时的卖官风自然有密切关系。吕好问上奏宋钦宗说，“比年以来，诸路杂科监司猥多”。“所任用之人，率多阘冗常才，非以贿赂及谄佞得之，即宰执、宦官亲戚及堂吏子弟，其间以才选者未有一、二也”。[233]
　　南宋初，宰相范宗尹“每事判呈实禀，堂吏至有印押空名敕札，付之胥吏，随事书填，贿赂公行”。[234]“空名敕札”“随事书填”，至少有一部分即是卖官。参知政事翟汝文“乞治堂吏受贿者”，与包庇堂吏的右相秦桧发生龃龉。[235]
　　就主管官员铨选的部门而论，宋仁宗即位之初，下诏说：“如闻三班院胥吏，颇邀滞使臣，丐取财贿。每会课迁改，即阴匿簿书，缘为奸弊。自今犯者，重置于法。”[236]尽管有法禁，到明道时，又有臣僚说：“三班人吏，抑屈使臣，贿赂公行。”於是宋仁宗又下诏：“三班院、审官院、流内铨人吏今後如有受赃，并行决配。”[237]反映了三班院之类机构吏胥的卖官之风，其实是无法刬革。鲁宗道“权判流内铨。宗道在选调久，患铨格烦密，及知吏所以为奸状，于是多厘改之，又悉书科条揭于庑下，以便选人”。[238]後“杜衍权判吏部流内铨。先是，选补科格繁长，主判不能悉阅，吏多受赇，出缩为奸”。杜衍“具得本末曲折。明日，晓诸吏无得升堂，各坐曹听行文书，铨事悉自予夺，由是吏不能为奸利。居月馀，声动京师。後改知审官院，其裁制如判铨法”。[239]所谓“吏多受赇，出缩为奸”，主要无非是受赂卖官和差遣。杜衍的明断，正说明流内铨和审官院的吏胥受赂卖官和差遣，长期以来就是家常便饭。但此後仍有作弊，“铨吏匿员阙，与选人为市”，赵及权判吏部流内铨，又设立“吏部榜阙”，“阙至，即榜之”。[240]
　　宋神宗时，“诏增中书、审官东、西、三班院，吏部流内铨、南曹，开封府吏禄，其受赇者以仓法论”。[241]王安石说：“修三班、审官东、西院、流内铨法，即自来书铺计会差遣行赇之人又皆失职。”[242]增加吏禄，当然不可能解决上述人事部门的吏胥受贿问题，但他们受贿，又无非与卖官，卖差遣之类有关。元丰改制後，有吏胥白中孚对苏辙说：“昔流内铨，侍郎左选也，事之最烦莫过于此矣。昔铨吏止十数，而今左选吏至数十，事不加旧，而用吏数倍者，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入，故竭力办事，劳而不辞；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243]此说可能反映了某个片面的事实，但宋朝冗官太多，员多阙少是经常存在的，员多阙少现象的存在和继续，必然有利于铨选部门的官吏作弊卖官。
　　宋徽宗初，吏部“四选案籍，吏多藏于家，以舞文取贿”。[244]後吏部右选“编名籍”，“以载一选小使臣等乡贯、三代、出身、年甲、功过、举主、转官、历任”，为了使“胥吏不得高下其手”，“功力浩大，且胥吏之所不欲也”。[245]但其实也不可能对胥吏的高下其手起多少长久的限制作用。史称胥吏“贿赂公行，以选为货，视阙之得否，惟赇之多少”。[246]“猾胥老吏，多方沮抑迁延，以倖赇谢”。[247]
　　欧阳澈上书宋钦宗说，“臣窃观守令非人，民受荼苦，比年以来，此风尤甚。孱懦少断，无干局之誉，贪饕不亷，贼民之脂膏者，易地皆然。甚者注调京阙，即寻部下富商巨贾，预贷金以为费，俟到任而偿者有之”。“比年吏部注差，无非贿赂，其原既不清，则其流必浊矣”，主张“痛惩铨选受赂之弊”。[248]可见在北宋时已有债官，比南宋时的债帅似更早，而“铨选受赂之弊”当然是不可能革除的。
　　南宋初，吏部员外郎王庭秀面对时说：“吏部四选自渡江以来，案牍散失，品官到部，无所考验，止凭保官审实，不容无弊。”他建议“令吏部榜谕品官，将来到部，声说于某年某处注籍讫，本部据籍点磨无差误，即与判成。堂除、举辟亦从本部参照，曽实系籍，方许放行差遣。庶几铨曹按文核实，吏胥不能为奸，而伪冐之徒无所容迹”。宋高宗“诏本部勘当，後不行”。[249]他提及吏胥为奸的问题，无非也是与买卖官位等有关。宋高宗也承认，当时“凡注拟，吏率沮难，以邀贿赂”。[250]他“以吏部注拟多弊”，亲下手诏说：“迩来注拟榜阙之际，奸弊百出，货赂公行，寒士困苦。”[251]但实际上又根本不能革弊，贿赂吏部的吏胥方能得到差遣等实惠。但无钱行贿的“士大夫远赴行在，而吏部既不注拟，往往贫困，无以自存”。[252]当时还发生“吏部令史有隐匿过名迁补者，为御史台所察”的事件。[253]宋高宗南郊赦中承认，对官员的考课“批书印纸”，“胥吏舞文，邀索贿赂，或捃以细故，不肯批书，或虽批书，漏落不完”。[254]
　　汤鹏举说：“刑部之所以断罪，吏部之所以驭吏，最为剧曹。此正猾吏可以上下其手。而轻重其心者。”[255]吏部侍郎凌景夏说：“国家设铨选，以听群吏之治，其掌於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於胥吏之手，有所谓例焉。长贰有迁改，郎曹有替移，来者不可复知，去者不能尽告。索例而不获，虽有强明健敏之才，不复致议，引例而不当，虽有至公尽理之事，不复可伸。货贿公行，奸弊滋甚。”[256]当时“选人诣曹改秩，吏倚为市，毫毛不中节，必巧生沮阂，须赂饷满欲乃止”。[257]宋朝虽然也设立各种禁令和防范措施，屡次编纂和修改吏部条法，企图使“铨曹有可守之法，奸吏无舞文之弊”，“庶可戢吏胥之奸”，[258]终无成效可言。《桯史》卷5《部胥增损文书》讲述了一个在淳熙年间，吏部吏胥“以千缗成约”，篡改文书，作弊卖官的事例，感叹说“刻木辈舞文，顾赇谢乃其常”，“以此知（吏部）四选蠹积，盖不可胜算”。
　　史称宋宁宗嘉定时，“选曹法大坏，吏缘为奸”。[259]当时“入仕之途，杂於弊倖之多端，而诈冒同姓，则其尤甚者也”。“奸民罔利，往往为富室道地”，“公为契券，以赀鬻官”，“盖亦奸胥猾吏相为表里，舞文而慢令耳”。[260]宋理宗初，王栐《燕翼诒谋录》卷5说

　　“部吏卖阙之弊，自昔有之。皇祐中，赵及判流内铨，始置阙亭。凡有州郡申到阙，即时榜出，以防卖阙，立法非不善也。然部吏每遇申到，匿而不告。今州郡寄居，有丁忧事故数年不申到者，亦有申部数年，而部中不曾改正榜示者，吏人公然评价，长贰、郎官为小官时皆尝有之，亦不暇问。太宗皇帝曰：‘倖门如鼠穴，不可塞也。’岂不信哉！”

在此段记事中，如前所述，赵及设榜阙，当在庆历时，而非皇祐时，小误。但亦可知铨选部门的吏胥作弊卖官，终宋一代皆然。《癸辛杂识》续集下《卖阙沈官人》记载了一段卖官的趣闻：

　　“昔有卖阙沈官人者，本吴兴之族，专以卖阙为生，膳百馀指。或遇到部干堂之人，欲得便家见阙者，或指定何路，或干僻阙，虽部胥掌阙簿者，亦不过按图索骏。时方员多阙少，动是三、五政，十年殊不易得。必往扣之，门外之履常满。彼必先与谐价，邀物为质，或立文约，然後言某处为见阙，某处减两政。虽在官累数政，缘上政某人已于何时事故，有见亲弟若亲故见在某处某恤，可问而知。次政某人，见行通理月日，补填岁月，不俟终，更已常於考功或他所属投放文书，见是吏人某承行，可问而知。次某人则近于此月某日已行丁忧，各详援亲戚、乡人可证者，乃各相引指踪迹，访问具的，然後能射阙。阙已，则以所许酬之。天下诸州属县大小员阙，无一不在其目中，如指诸掌，亦各有小〔失〕。然时时揭帖，实为觅阙之指南，虽有费不惮也。他人欲效之，皆不能逮。”

此人所以能够卖阙，其实还是仰仗“部胥”做他的眼线，估计其买官收入亦须与“部胥”分沾。

　　四、行贿荐举：宋朝的大部分时间内，官员达数万名，要对他们的才能和政绩进行了解和考核，荐举保任制就必不可少。宋朝官员的升迁、委任等，都离不开举主的推荐。没有足额的举状，就只能蹭蹬官场，仕进无望。[261]《宋史》169《职官志》记载宋神宗时的“奏荐”，“判、司、簿、尉”“举县令：有出身三考，无出身四考，摄官出身六考，有举主三人；进纳出身六考，有举主四人；流外出身三任七考，有举主六人，并移县令”。显示了各种不同出身者的考数与举主的差异，但都必须有举主。
　　早在宋太祖开国时，知制诰高锡就上奏说：“近廷臣承诏各举所知，或有因行赂获荐者。请自今许近亲、奴婢、邻里告诉，加以重赏。”[262]这就是利用荐举而“行赂获荐”的实例。尽管此後宋朝对荐举保任制订了繁密的规章，如规定举主与保荐者连坐、回避等法，但在人治的条件下，“行赂获荐”也必然恶性发展。从史料上看，“行赂获荐”大致是与大臣、宦官等卖官同步发展的。
　　宋高宗时，李庚上奏议论荐举之弊，“关升改秩，各有定价，交相贸易，如市贾然。是以廉隅之吏，絶意于荣涂，而奸赃不逞之辈，侵渔公上，掊敛百姓，日营苞苴之计，其弊有不可胜言者。欲望明立法禁，应买卖举状之人，取者、与者各坐赃论。”宋廷虽然订立了“荐举受财法”，[263]其实决不可能令行禁止。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刘长源与秦桧亲戚王会“连亲，起废，专务营私。每岁举官升改，不问贤否，凡一荐章，必得钱五百缗，乃始剡奏”。[264]右正言凌哲“论改官之法行之既久，不能无弊。憸巧之徒，不顾廉耻，多行贿赂，凡可以得利者，无所不为。荐章一纸，阴求先容，有费及五、六百千者”。[265]杨椿“为湖北宪，率以三百千而售一举状”。[266]宋高宗诏也承认：“荐举之法未尝不严，递年类皆徇私，荐非其人，至有鬻举者。及至败露，方行陈首。”[267]诏中虽申严禁令，实际上自然无成效可言。
　　宋孝宗时，胡铨上奏说：“今改官者，非五百千赂吏部主吏，虽有文字五纸，不放举主。士大夫至相谓无五百千，莫近临安，而五纸文字非二十年干求不能得，往往多是宰执、侍从关节，方始得之。不然，孤寒之士每纸文字须三百千经营，乃可得。合五纸之费，为千五百缗。孤寒之士安得宰执、待从关节，安得千五百缗，势必枉道以媚当途权贵以求之，势必贪墨黩货，以赂吏部之吏。不然，终身为选人，老死不得改官者多矣。”[268]其中既谈到荐举时的行贿，也涉及吏部官吏的卖官。宋高宗到孝宗时，一纸举状的卖价大致须五、六百贯，相当高昂。王师愈上奏谈到举状之作伪，说：“选人非无贤材，然而皆怀寸进之心，皆为改官之计，鲜不弥缝上下，以干虚誉，甚者兑易官钱，以买举状，相习成风。”[269]
　　宋理宗时，宰相杜範说，“荐举之法所以广收人才，今之弊极矣”。“或挟势而胁取，或纳赂而妄予，皆有力者得之，孤寒之士卒老于选调。同坐之令不行，朝典之语徒设”。[270]刘黼等太学生上书，说御史陈垓“纵〔狎〕客以兜揽关节，持阔扁以胁取举状，开赂门以簸弄按章。”[271]都省奏：“知县于民最亲，必五得改官亲民举状，始以命之，重其选也。势利之习燎原，荐举之意浸失，挟贵用贿，如取诸寄，贪庸得志，民不堪命。”[272]

　　《宋朝诸臣奏议》卷67载北宋末吕好问《上钦宗乞择监司郡守按察赃吏》对当时的卖官现象及其对人民的危害有所论述：

　　“臣窃以比年以来，赃吏为害，遍于天下。自小至大，习以成风，株连蔓衍，不可复治。臣请详言其事。自内及外言之，为监司、郡守者，其初必奔走于权幸之门，朝夕请谒，货赂公行，计其所纳与所得官相当，然後得之。不然，则赂其亲戚子弟。如此欲激浊扬清，何可得也？其到官也，督责州县，以偿其费，州县因重取于民以为献，上则求保明恩赏，奏辟差遣，下则求荐章，免罪责。自外及内言之，每朝廷抛降科配于民，且如一县当一分之数，一分之外，则吏人取其八、九，县官取其六、七，又以四、五入于监司、州郡之公库，监司、郡守复以赂京师贵近，上下相蒙，事不得发。然则朝廷之取民也至寡，害民也至轻，而赃吏之取民也至重，害民也至酷。”

朝廷取民至寡，害民至轻，当然不是事实，而买官者取民至重，害民至酷，则是势所不免，大抵终宋一代都是如此。

　　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贪污腐化是阶级社会的痼疾，是一切剥削和统治阶级的通病。只要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剥削和压迫存在，如贪官、官迷之类现象就势不可免。至于就中国古代卖官鬻爵的出现和发展而论，至少有三个普遍性的条件：一是商品经济的某种程度发展，使官爵可以成为商品；二是官爵成为肥缺，方得有愿意买官的可能；三是自秦汉以来，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各种形式的官员等级授职制，方得有卖官的可能。马克思主义是主张直接选举制，而否定各种形式的官员等级授职制，诚如马克思早已在总结巴黎公社原则时所昭示：“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马恩选集》第2卷第376页）。等级授职制正是各种官场腐败，也包括卖官现象的温床和根源。古代公开的卖官制度的创设和发展，虽然各代不同，但大体都是与财政，特别是财政的困难密切相关的。然而豪贵和官员的私下卖官，则随着各级官员辟举制的削弱，中央授官制的发达而开拓了更大的空间，故更加兴盛。私下卖官其实也很难用得上“非法”两字，特别如唐中宗时的“墨敕斜封”。[273]但是私下卖官更体现了超越制度规定的非制度化的人治的特点，这在专制政体的官员等级授职制下具有必然性。一个时代的卖官，总是与政治的昏暗和腐败程度成正比，总是成为一个时代政治昏暗和腐败程度的重要标尺。梁元帝萧绎早已总结出“鬻官者，欲民之死”的名言，[274]因为卖官的结果，无非是纵容买官者加倍贪黩。他们不仅要偿还买官的成本，还须追加利息，多多益善，其结果无非是不遗馀力地刻剥百姓。依据古代的儒家舆论，腐恶的卖官现象，也与中国自古相传的各种可怕而可憎的政治遗传基因一样，是作为反面事物而受谴责的，处于无理地位。但另一方面，卖官现象仍是滋生不息，且有变本加厉之势。其故非它，既然上述产生卖官现象的社会政治条件一直存在，即卖官现象有丰厚的滋生沃土，又如何能做到正本清源式的根治呢？这是研究古代卖官应得的教训。（原载《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

　　《永乐大典》卷14628页13下：“诸称职官者，谓承直郎至从事郎。称令、录者，谓从政郎。称知令、录者，谓修职郎。称判、司、簿、尉者，谓迪功郎。称判、司者，谓军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户参军。称簿、尉者，谓主簿、县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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